方言歌流不流行與教育水準高低有多大關係？

 

　　閱讀簡嘉明著的《逝去的樂言──七十年代以方言入詞的香港粵語流行曲研究》，其第三章是「七十年代香港粵語流行曲大量以方言入詞的原因」，所舉的第一項（文化原因）是：「遷就市民大眾的知識水平」。這項原因，還有填詞人的訪問作旁證，比如鄭國江謂：「以前若用書面語寫歌詞，一般市民未必明白的，但八十年代教育水準提高，就可以接受書面語詞……」

 

　　粗讀之，是言之成理。細想一下，卻覺得現實情況遠不是這樣簡單。

 

　　比如，當時國語時代曲極流行，甚麼《今天不回家》、《水長流》、《淚的小花》等等在電視台電台不斷傳揚，但「一般市民」就聽得明白了嗎？當時這些國語時代曲到底在哪種階層裡流行呢？當時英文歌也很「流行」，「一般市民」又聽得明白嗎？當時的英文歌其實是在哪些階層「流行」呢？

 

　　再者，既然「一般市民」在七十年代的時候「教育水準」不高，五十年代的時候「教育水準」之低就更甚了吧。但那時的粵曲、粵劇曲詞，文雅的可不少，人人公推大師的唐滌生，為仙鳳鳴寫的劇本曲詞，是文言的啊，比書面語還深。近日，胡美儀把唐滌生《紫釵記》裡的一段《花前遇俠》改成《霍小玉訴情》，我問一位八十後朋友，歌詞裡「出章台卑微不相稱」的「章台」是何所指，那朋友搖頭，說不懂。那麼當年「一般市民」明白「章台」是甚麼的又有幾人？但這對仙鳳鳴粵劇的盛行有負面影響嗎？

 

　　其實，《分飛燕》或者是稍後的《啼笑因緣》、《雙星情歌》，用語主要都是文言，難道這些歌的市場目標不是「一般市民」？何以同一批市民，卻又可以接受用詞比書面語還深的文言歌詞？

 

　　我想，粵語方言歌的潮起潮落，市民的「教育水準」不是重要的因素，更多的是關乎粵語方言歌在人們心中地位的變化（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身份、地位跟時尚是甚有關係）。方言相對於「國語」，從來都是地位低下的，不登大雅的（誰可以在學校作文裡完全用粵語方言寫一篇文章？──學校是最容易見出語言文化霸權之處哦），為何粵語方言歌在七十年代的香港風行一時，八十年代之後，就只有尹光這類歌手可以照唱如儀？是那時的聽眾較寬容（尚願意對方言歌作身份認同，敢說自己喜歡聽方言歌？願意者是哪些人？），容許這些地位低下的方言歌日夜陪伴大家，八十年代起，大家忽然都忍受不了，必欲遏制而後快？又，為何新世紀裡黃偉文的《你唔愛我啦》（喜歡上了這歌的有多少人敢說自己喜歡聽？）慘淡收場？連串問題，有待探討。

 

　　不說方言，且說文言，為何八十年代起，粵語的文言歌詞亦基本絕跡。是以前「教育水準」低下的聽眾更能接受古雅的中文歌詞（中國風？）？還是又別有文化上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