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作家」牌與打「文言」牌

 

 

　　本文於昨天發表在《信報》「影音地帶」版「詞話詞說」專欄，見報標題是「文言歌詞背後」。

 

 

　　周華健與台灣作家張大春合作的《江湖》，據稱乃「文言文」概念，其中的歌詞更謹守平仄格律，甚至有媒體說沒有一定的文史功底，是難以聽得懂唱片中的歌曲。不過，歌詞雖古雅，配樂編曲卻全是以西洋樂器來完成的──這就是華語流行曲必須走的途徑嗎──歌詞可以非常古典中國的，樂器卻必須是老外的？

 

　　從周華健與張大春合作，也不禁想到台灣流行音樂界久不久會找作家來寫歌詞，比如八十年代便有三毛的《回聲》，2002年的時候，張清芳的《等待》專輯，則全由張曼娟創作歌詞。這些與作家合作的專輯，一大特點是全採用先詞後曲方式。

 

　　反觀香港，也算是有類似例子吧，比如喬靖夫，但可不是一請便請其寫一整個專輯的歌詞，而且漸漸他也變了填詞人，「作家身份」似乎已不起「宣傳」作用。說來，香港唱片界偶爾也真會找作家寫歌詞，比如甄妮的《海上花》（李默填詞）、何嘉麗的《一生一心》（鍾曉陽填詞）、區瑞強的《情牽九月天》（陸離填詞）等等，但通常都是一次過，不會有第二回。這也是香港和台灣流行音樂生產的一種有趣的差別吧。

 

　　為何香港唱片界找作家寫歌詞，常常僅是一次過？或者是粵語歌詞太難填，填了一次已不想填第二次（台灣作家是寫詞，我們的作家是填詞）？抑或唱片公司對作家的詞作沒信心？更怕作家的詞寫得太文藝，賣不了錢──香港畢竟不是台灣。

 

　　由此可見，在台灣流行音樂界行得通的事情，在香港往往是行不通的。但筆者卻仍然憧憬：到某天，香港的唱片界真有意找一位本土作家包寫一整個專輯的歌詞。比如以下的作家，都應是目標：洛楓、胡燕青、李碧華、黃碧雲、王良和等等，但問題是，要他們忽然去填詞，可能根本難以適應，以至作品成績大打折扣。

 

　　但香港其實是有一些曾經私下寫過些粵語歌詞的作家，如潘國靈肯定就是其中一位。就筆者所知，早年他常參加香港業餘填詞人協會的活動，也發表過一些粵語歌詞作品。相信，如果讓潘國靈有機會寫一批粵語歌詞，可以讓歌迷有很不同的選擇。

 

　　回說周華健和張大春的《江湖》，其另一賣點是「文言文概念」，由這一點筆者也有某些聯想。文言歌詞在香港的粵語歌向來都不缺，甚至曾是主流，看看產生於五十年代的《荷花香》、《紅燭淚》，又或是七十年代初的《禪院鐘聲》、《分飛燕》，哪一首不是文言的？甚至稍後許冠傑寫的《雙星情歌》、《莫等待》、《獨上西樓》等等，都是非常文言的。

 

　　曾有人認為香港八十年代的粵語歌詞以國語用語來填寫，說明人們一般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可是那些在許冠傑未崛起之前已很流行的《禪院鐘聲》、《分飛燕》、《荷花香》、《紅燭淚》卻是用文言來寫的，是否表示那時聽粵語歌的人，雖是以草根階層為主，但他們的文史功底，比八十年代具一定教育水平的歌迷更厲害？可謂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遭，

 

　　由此可知，講「文言文」概念，粵語歌乃是老大哥。但潮流既是興「歌詞可以非常古典中國的，樂器卻必須是老外的」，《荷花香》、《紅燭淚》等便顯得太土，不夠老外！縱然《荷花香》都引進了不少西方音樂元素。今天，粵語歌這老大哥，要搞「文言文」概念，可以找哪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