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香港音樂社熱潮簡史

 

　　近年很流行說「集體回憶」，尤其坊間許多記述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黃金時期往事的書籍，必定強調是美好的「集體回憶」。然而，這種強調卻也會讓大家更樂於去作很多的「集體失憶」！

 

　　香港每個年代，都有很多美好的東西值得回憶，但似乎因為那是上一代的以至是上上上一代的「集體回憶」，事不關「己」，便不想勞神去回憶。但「集體失憶」地忘記先輩們的文化與歷史絕對是差勁的表現，所謂數典忘祖，罵的就是這種事情罷！

 

　　本文嘗試窺視一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香港音樂社熱潮，粗略地寫個簡史，冀能把上一兩代人的一種「集體回憶」呼喚回來，而這些舊事或者反過來變成「新聞」，更或由此，我們對香港的大眾音樂文化的整個發展進程，會有很不同的認識與想法吧。

 

省港澳藝人往還頻密

　　上世紀初，省港澳是「一體」，三地藝人往還頻密。其時粵劇、粵曲以至粵樂開始繁盛，不但產生很多專業藝人，民間還興起結社玩音樂唱曲的潮流，業餘愛好者因共同嗜好而聚在一起切磋砥礪，樂也融融。

 

　　香港的電台公開廣播，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起步。當時僅有ZEK這個中文台，至三十年代中期，業務發展成熟，也摸索出當時市民的需要。

 

　　一九三零年代香港的中文電台廣播，跟民間的音樂社潮流形成互動關係。電台提供「特備中樂節目」的時段，每周兩至三晚，最頻繁時多至四、五晚，每晚兩、三小時，讓大大小小的音樂社，輪番到電台作直播演出。一般音樂社演出的曲目，都是社員自己的創作，而粵曲粵樂的唱者、奏者或拍和者，亦俱由社員自行擔任。

 

　　當年的《華僑日報》是非常積極配合這些播唱活動的。凡有音樂社的「特備中樂節目」演出，該報當日便刊發節目名單、演出者名單與玉照，以及全部曲詞以至曲譜，一般是一個全版，有時是兩大版。《華僑日報》這個版面三十年代中期的時候名為「無線電俱樂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起改稱「今樂府」，而主編者一直都是黎紫君。

 

　　據知，當時每次演出後電台都會即時發車馬費八元正予音樂社，恰夠負責人請各社員宵夜的開支云云。

 

大眾音樂生機盎然

　　限於時間和條件，筆者只是匆匆瀏覽過戰前從一九三六年秋至一九四一年秋的「無線電俱樂部」／「今樂府」版，卻已感到當中大眾音樂文化的生機，極其盎然。

 

　　以下是經常到電台演出的音樂社團：六合社、聯英社、永南書室、飛龍音樂團、飛鷹音樂團、爐峰音樂團、太白音樂社、宇宙音樂團、嚶嚶音樂團、嚶鳴音樂團、天虹音樂社、銀星音樂團、銀月音樂社、銀宮音樂團、銀龍音樂團、雲璈音樂團、明月音樂團、明星音樂社、南國音樂社、南星音樂社、徽苑粵樂團、遠東音樂團、陶餘音樂社、悠揚音樂社、雄風音樂社、鐵馬音樂團、白雲音樂團、白雪音樂團、霓裳音樂團、大眾音樂團、金牌音樂社、半島音樂社、永生音樂社、藝林音樂團、小薔薇音樂團、丘氏兄弟音樂組、同樂音樂研究社、絲佳音樂研究社、東山音樂研究社、尹自重音樂學社、玫瑰音樂學院、嶺南音樂學院、鑰智同學會中樂部、平陽體育會音樂部、東方體育會音樂部、香港青年體育會音樂部、紅磡體育會音樂部、精武體育會音樂部、華雄體育會音樂部、逍遙體育會中樂部、凌風體育社音樂部、南華體育會中樂團、鐘聲慈善社中樂部、九龍醫院職員游樂會等等，數量逾五十個。

 

　　在某些晚上的「特備中樂節目」，卻會是由「本港音樂家」、「本港瞽姬」、「本港塘西歌姬」、「省港女伶」等等擔任播唱。以下另列出幾晚頗特別的電台特備節目：

＊中華口琴社播奏節目（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

＊省港粵樂名家及北樂名流（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衛仲樂與粵樂名家（上海國樂家衛仲樂訪港演出）（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

＊大觀聲片有限公司男女演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日）

＊華僑中學合唱團播唱時代新曲（一九三九年二月三日）參與歌者有鮑漢琳。

＊領島女子中學少年團歌詠隊（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音樂界聯歡大會（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及十七日）

＊捷利灌片部音樂團（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

 

 

　　那時音樂社的蓬勃，不下於九十年代的卡拉ＯＫ，但很不同的是，音樂社是真人玩音樂的，社員很多都是多面手，能奏樂器能撰寫粵曲也能唱，所以他們到電台演出，一般都是唱新作，加上梆黃粵曲的特點，可以想像演出時無論是唱的拍和的，即興成份都很多。

 

粵曲就是流行曲

　　再深入些看看，會發現在1937年的時候，已經在音樂社中甚活躍的人有：

梁以忠、崔慕白、崔詩野、崔蔚林、譚沛鋆（同樂音樂研究社）

鄭君綿、鍾雲山、王粵生（嚶嚶音樂團）

胡文森、盧雨歧、巢昭豪、朱頂鶴、李寶泉、梁午初（仙杜拉父親）（宇宙音樂團）

侯澄滔（足球健將）、曾浦生、鄧慧珍（東方體育會音樂部）

紫羅蘭、黎紫君、甘時雨、陳徽韓（銀星音樂團）

劉伯樂（劉鳳屏父親）、梁浩然、蔡滌塵（銀月音樂團）

羅寶甡、何浪萍、梁漁舫、胡文森（陶餘音樂社）

 

1937年以後，還陸續見到

林兆鎏（香港青年體育會音樂部）

梁無色、梁無相、黃曼梨、馮峰（銀宮音樂團）

李海泉、陳錦棠（同樂音樂研究社）

盧家熾、檸檬（玫瑰音樂學院）

鄧碧雲（嶺南音樂學院）

洗劍麗（紅磡體育會音樂部）

盧振暄（後為電台足球評述員）（六合社）

何倩兒（何大傻女兒）（復興音樂社）

容玉意（永生音樂社）

鄭孟霞（銀星音樂社）

鄒潔蓮（即影星紫羅蓮）、鄒潔雲（銀月音樂團）

 

我們還能見到像梁燕芳（即芳艷芬）、梁之素（即梁素琴）或白雪仙等，都是娉娉嫋嫋十三、四餘歲，便隨音樂社到電台演唱。

 

　　這些人物，當時都很年青，十多廿來歲，從中隱約可以知道，為甚麼當時的粵語世界不需要流行曲，因為粵曲就是當時的「流行曲」！我們不必不忿香港的粵語流行曲的發展比上海遲，根本香港有自己的粵語流行文化模式及發展軌跡，只是身處現代的我們不認為那是「流行曲」罷了。到了五十年代，他們都是名伶、名音樂家、名演員、名導演或名詞人等等了。

 

西片情節移植為粵曲

　　現在我們常常只認識這些人物的某一身份，如何浪萍、丘鶴儔、盧家熾等，便只說他們是音樂家，但其實那時他們又能唱又能自行撰寫粵曲。如此多面手的著名人物，真是再多十隻手指都數不完，比如盧雨岐、靳夢萍、陳卓瑩等原來也是能撰能唱能拍和。要問為何那些年會有這麼多多才多藝之人，相信無他，娛樂不多，又兼粵曲屬主流，於是大家便全心投入，去奏、去寫、去唱，去電台演唱，何況到處都是有相同興趣的人。

 

　　當時所唱粵曲，題材甚豐富。七七事變後，去電台演唱的，甚多屬「抗戰粵曲」。那時很多音樂社都有「會曲」，而且都是由社員自行創作的樂曲！話說東方體育會音樂部有一次到電台播音演出，唱的某一首粵曲是《追悼足球健將黃錫炳》。黃錫炳是誰？據知是東方足球隊的後衛球員，在某次比賽因肢體碰撞受傷，後發現嚴重傷及內臟，不治去世。

 

　　他們雖酷愛唱粵曲，但到電台演出，偶然也會唱些配了中詞的西洋歌曲，以至國語歌曲。說明在具有強烈粵語文化「主體性」之外，也能容得下他者的文化。比如粵曲唱家梁無色和梁無相姊妹曾播唱國語電影名曲《漁光曲》。此外，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的一次播唱，梁氏姊妹還唱起京曲《武家坡》來哩。其實梁氏姊妹從小在上海長大，上海淪陷後被逼隨家人返回香港，所以對於北方的音樂文化，是習得不少的。

 

　　當時還有一些音樂社是喜歡唱粵曲奏粵樂之餘，也播演些外省音樂歌曲，像徽苑粵樂團，便曾見其演出過黃自的《天倫歌》、國語時代曲《特別快車》等。此外也見證了當時的音樂社人，很喜歡把西方流行文化吸收過來，比如說西片《魂歸離恨天》（原名《Wuthering Helghts》）上映不久，便會見到有人撰寫粵曲版的《魂歸離恨天》；《魂斷藍橋》（原名《Waterloo Bridge》）上映不久，又會有人撰寫粵曲版的《魂斷藍橋》。那份感覺就是，所有外來文化，不管是外省還是外國的，都可以為粵劇、粵曲、粵樂所用，就是魯迅說的那種「拿來主義」。

 

廣東音樂引以自豪

　　此外，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上海國樂家衛仲樂訪港並到電台演出，是值得多介紹一下的。當晚，八時至八時廿五分，衛仲樂在ZEK電台現場奏了三首樂曲：琵琶獨奏《鬱輪袍（即《霸王缷甲》）》、二胡獨奏《病中吟》、古琴獨奏《普庵咒》。接下來的八時廿五分至八時四十分，是由本港音樂家「回禮」，由鍾僑生二胡及陳徽韓揚琴合奏《連環扣》，又由陳徽韓、劉希文、黎紫君、鍾僑生、馬次文合奏《餓馬搖鈴》和《雙聲恨》。

 

　　這是一次十分特別的粵滬音樂交流。香港音樂家以三首俱屬乙反調的廣東音樂「回禮」，一點都不覺得「失禮」，可見他們對自家的廣東音樂是引以自豪的。今天，相信會有某些音樂家這樣想：《連環扣》、《餓馬搖鈴》和《雙聲恨》豈能與《霸王缷甲》、《病中吟》和《普庵咒》相提並論！但時代畢竟不同了。

 

　　其實，當時香港人稱呼自己所唱的粵曲所奏的粵樂為「中樂」，外省音樂家所玩的傳統中國音樂則稱為「國樂」，跟今天是大異其趣，因為現在我們說起「中樂」，想到的只會是香港中樂團奏的那種音樂。但昔年這「中樂」的叫法當是一種文化主體意識的體現吧！不妨留意，到了五十年代初，香港人心目中的「音樂家」概念，仍是很「音樂社」的，像在一九五二年尾上映的《歌女紅玫瑰》，張瑛飾音樂家，小燕飛飾張瑛之妻，是歌女。紅線女飾歌女紅玫瑰，是前二人的「第三者」。留意張瑛的「音樂家」身份，那不是現代的「音樂家」概念，他作曲，作的是《紅燭淚》那類的粵曲小曲；他拉小提琴，主要是拍和粵曲或粵曲小曲。小燕飛和紅線女兩位歌女，唱的是粵曲味濃的歌曲，片中她們也到電台出節目，但唱的還是粵曲味濃的歌曲。今天看來，這種「音樂家」概念與「音樂氛圍」都很奇怪，但當時卻是常態，而且乃是從二三十年代的音樂社潮流承傳而來的。這種常態在五十年代之後漸被邊緣化。

 

 

　　按：本文昨天發表於《大公報》B11版「周日文化廣場」，見報標題為「1930年代香港音樂社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