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類粵語流行曲」

 

　　粵語流行曲的歷史有多長久呢？不少人認為當從一九七一年許冠傑發表他的第一首粵語歌《鐵塔凌雲》算起。但學者則認為當從香港史上首批標榜「粵語時代曲」唱片的推出算起，這樣，粵語流行曲的歷史起點便遠推至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二年夏天。不過，這不等於說在一九五二年之前，香港的粵語歌曲之中，沒有哪一首可視為流行曲的。恰恰相反，有不少粵語歌曲的體裁及流傳情況，儼然就可視為流行曲，只是當時並未有清晰的「粵語流行曲」概念，也沒有哪個唱片商出唱片時標榜這個概念，因此我們不大適宜把它們直接視為粵語流行曲，頂多是「類粵語流行曲」。說到「類粵語流行曲」，其歷史卻可以遠推至一九三零年。

 

　　事實上，在一九三零年，香港的新月唱片公司曾為廣州女子歌舞團的兩位台柱陳剪娜和何理梨灌錄了兩張七十八轉唱片：《快活生涯／春郊試舞》、《雪地陽光／國花香》，其時新月唱片把這兩張唱片標籤為「新體歌」，也就是跟一般粵劇、粵曲風格很不同的新型粵語歌曲。這四首歌曲都是據著名的廣東音樂譜子填詞的，而音樂伴奏卻是中西合璧。學者容世誠認為：這種「新體歌」，「已經具備了『粵語流行曲』的部份基本條件。」可見，「類粵語流行曲」的歷史起點，可從八十多年前的一九三零年算起。

 

　　在一九三零年代，香港不少粵語電影開始配製主題曲、插曲，這方面也催生了不少「類粵語流行曲」。

 

　　香港的粵語片加插歌曲，估計受兩方面影響，一是西方的歌舞片，一是外省的國語片。以後者來說，早在一九三零年，香港的新月唱片公司就曾協助國語片《野草閒花》搞主題曲《萬里尋兄詞》，其後新月把這首《萬里尋兄詞》錄成唱片（這首歌尚有另一個唱片版本，由大中華公司灌錄），由影片主演者阮玲玉和金燄合唱，新月並把它列為「新曲」類別。

 

　　現時能查找得到配有歌曲的三十年代粵語片，即尚可見到歌曲的曲詞曲譜的，最早的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上映的《摩登新娘》，同期還有《半開玫瑰》和《生命線》等影片。其中《生命線》中的插曲《兒安眠》曾流行一時，已故的香港民俗史學家魯金曾認為它是粵語流行曲的鼻祖。

 

　　當時負責為粵語片配製歌曲的，都是來自粵劇、粵曲界的創作人，比如《摩登新娘》插曲的填詞者有蔡聲武，《半開玫瑰》插曲的詞曲作者是麥嘯霞，《兒安眠》一曲由錢大叔作曲，冼幹持作詞。這些作者都是粵劇粵曲界的中堅創作份子，錢大叔更是新月唱片公司的老闆！粵語片歌曲由粵劇、粵曲界的創作人負責，很快變成一種傳統，直至一九六零年代後期，這傳統仍然基本上不變。

 

　　從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一年，除了上文提到的《兒安眠》，另外有五首電影歌曲：《紅豆曲》、《郎歸晚》、《燕歸來》、《載歌載舞》、《唔嫁》都屬「類粵語流行曲」，它們有些曾非常流行，有些對後來的粵語流行曲影響甚深，見本版另外的專文介紹。除了這六首，這兒還要特別提及另兩首粵語片歌曲，一首是《廣州三日屠城記》（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上映）的插曲《凱旋歌》，一首是《紅菱血》上集（一九五一年十月五日上映）的插曲《銀塘吐艷》（後來又名《荷花香》）。這兩首歌曲都是先有詞後有曲的，《凱旋歌》由影片的監製兼編劇胡麗天寫詞，音樂家梁以忠譜曲，這首歌有梁以忠太太張玉京（又名張瓊仙）灌唱的唱片版本。後來，梁以忠把《凱旋歌》灌成純粵樂演奏版本，並易名為《春風得意》，成為廣東音樂非常經典的曲目，也成為粵曲中使用極頻繁的小曲。到今天，知道粵樂《春風得意》的前身是電影歌曲《凱旋歌》的人並不多了。《銀塘吐艷》（後來又名《荷花香》）亦是一首經典的「類粵語流行曲」，它是由唐滌生先寫曲詞，王粵生譜曲。後來把它灌唱成流行曲的版本不少，甚至國語時代曲歌星張露，也曾灌過一個國語版呢！不過，即使是國語版，也難遮蓋曲中濃烈的粵曲韻味。

 

　　一九四零年代初，香港曾經淪陷在日寇的鐵蹄下，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深重苦難。其時，演藝界中人亦無倖免，可是他們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中，卻創造了一些能讓淪陷區人民得有片刻歡樂的演出形式，是不幸中亦有小幸。這些演出形式，包括「精神音樂」和「幻景新歌」（見本版另文介紹），對後來的粵語流行曲，雖無直接影響，卻肯定有一點淵源。

 

　　寫到這裏，筆者得要慎重交代一下，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的香港，大眾音樂文化的主流乃是粵劇、粵曲，事實上在五十年代初，讀者仍會見到，像綺年華這種外國手錶名牌，當時在香港找的廣告代言人是紅伶兼電影紅星紅線女，足球評述則有「唱長句二黃」的說法，即後來所指的「唱慢板」，粵劇粵曲如何深入人們的生活，於此可見一斑。可是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不少「類粵語流行曲」，說明粵語流行曲早已悄悄發芽，只待破土而出。

 

 

陳剪娜何理梨唱「新體歌」

 

　　陳剪娜（亦作陳翦娜）與何理梨，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廣州女子歌舞團的台柱，無論到哪兒表演，都甚受歡迎。新月唱片公司有見及此，即邀請二人灌唱片，把她倆所唱的歌曲稱為「新體歌」，學者容世誠在其著作《粵韻留聲》中指出：這種「新體歌」，「已經具備了『粵語流行曲』的部份基本條件。」

 

　　陳剪娜乃是香港粵語片影星兼粵劇伶人南紅的母親。筆者數月前曾跟南紅了解過，其母與何理梨的表演，唱的是以「古曲」諸如《雨打芭蕉》、《餓馬搖鈴》填的詞，但穿的是時裝，跳的也是新潮舞，伴奏拍和的樂器則中西合璧。據知，這廣州女子歌舞團的重要搞手是任護花，而舞團的主席是著名的色士風名手李佳。

 

　　陳剪娜與何理梨共替新月唱片公司錄過三張七十八轉唱片，其中最流行的估計是調寄廣東音樂《雨打芭蕉》的《雪地陽光》。當時有一位沈允升，常常把流行的歌曲與音樂編成曲譜集出版，其中由他編製，於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增訂中國絃歌風琴合譜第二集》，就載有《雪地陽光》的詞和譜，估計一九三零年的時候，《雪地陽光》是頗為人熟悉的。

 

 

六首電影歌曲影響深遠

 

　　早在一九三零年代，香港的粵語電影就開始經常配上歌曲，而當時負責配製這種歌曲的，全是來自粵劇、粵曲界的創作人。由於電影歌曲一般較短，故此比較容易流傳。是以到了一九五零年代，即使已有「粵語時代曲」唱片登場，但個別唱片商卻寧願把這類粵語流行曲偽裝成「電影歌曲」，認為有利於招徠。

 

　　從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五二年這廿餘年間，有六首粵語電影歌曲是非常流行或者是對後來的粵語流行曲有深遠影響的。它們是《兒安眠》、《紅豆曲》、《郎歸晚》、《燕歸來》、《載歌載舞》、《唔嫁》。

 

　　《兒安眠》是電影《生命線》的插曲之一。當年港英政府為免得罪日本，禁止港人宣傳抗日，曾對這部電影施壓禁映，後幾經交渉，由於片中沒有明確的抗日訊息，因此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尾公映。由於曾遭禁，電影及其中的歌曲反而更受注目。《兒安眠》這首插曲由片中女主角李綺年主唱，錢大叔作曲，冼幹持寫詞，並由新月唱片公司錄成唱片。這《兒安眠》當年非常流行，已故的香港民俗史學家魯金曾認為它是粵語流行曲的鼻祖。一九九零年代初，鄭丹瑞策劃的CD唱片《給最愛女兒的說話》，收錄了一段由龔婆婆唱的「傳統兒歌」《兒安眠》，其實，那正是電影歌曲《兒安眠》的流變版本。

 

　　《紅豆曲》（亦作《紅荳曲》）是同名歌舞電影的插曲，由著名音樂人邵鐵鴻包辦曲詞，其中還嵌進了王維的五言短詩「相思」，但影片中由誰主唱這首歌卻難以查考。影片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上映，而同一個月的月底，香港便淪陷在日寇的魔掌中。所以在淪陷時期，這首歌的傳揚情況如何，很難得知。但戰後，它是深受人們喜愛的。即使到八十年代，仍有鮑翠薇重新灌唱，但歌名變成《紅豆相思》。

 

　　《郎歸晚》，是戰後首部開拍的粵語片的主題曲，影片亦名《郎歸晚》。從《吳其敏文集2》可知，《郎歸晚》這首歌曲，調寄邵鐵鴻的《流水行雲》，由澳門樂師陳綠萍填詞，在戰時已經非常流行。戰後復員，影人為增吸引力，決定把第一部開拍的粵語電影名字直接喚作《郎歸晚》。此舉，固然真的使電影受歡迎，而《郎歸晚》這首歌曲就更加流行了！

 

　　《燕歸來》、《載歌載舞》是電影《蝴蝶夫人》其中兩首插曲。粵語片《蝴蝶夫人》有多個版本，這兒指的是由黃岱導演，張瑛、梅綺合演的一部，它亦是香港第一部三十五毫米彩色電影！首映日期為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那兩首插曲都是吳一嘯寫詞、胡文森譜曲的。《燕歸來》後來又名《三疊愁》，成為粵劇粵曲中使用頻繁的小曲，一九七四年，李寶瑩灌唱的一張粵語流行曲唱片，當中一首《慈母頌》，乃是據《燕歸來》填上新詞。《載歌載舞》是片中用以展示夜總會場景的，故在濃烈的粵曲味中又具強烈的舞曲節奏。後來，這首歌曲由大馬華僑填上詞易名《賭仔自嘆》，傳遍香港各個階層，並成為鄭君綿的名曲。

 

　　《唔嫁》，由芳艷芬主唱，是同名電影的主題曲，影片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底上映。這歌調寄林浩然的廣東音樂《百鳥和鳴》，填詞者是音樂家王粵生。這個曲調，除了《唔嫁》，最為人知的歌唱版本當是粵劇《唐伯虎點秋香》內的那段唱詞：「求神，求神，誠心禮佛來求靈神……」這首《唔嫁》當時非常流行，也促使影人再拍了兩部跟《唔嫁》故事有關連的影片：《唔嫁又嫁》（一九五二）、《早知當初我唔嫁》（一九五六）。

 

　　上述六首電影歌曲，對於香港音樂界往後發展粵語流行曲，應不無啟發或借鏡之處。

 

 

幻景新歌形式活潑

 

　　「幻景（亦作『境』）新歌」，是日治香港時期的一種演出方式，當是演藝人士生活困難，為勢所迫而產生的，據說始創自冼幹持。這個名堂最初只是即興度出來的，後來成為表演形式的一個名目。「幻景」就是沒有景，景物都在幻想之中，台上一椅一桌，可代表一切。「新歌」則是一種歌唱組合，除了形式活潑，其實與唱粵曲無異。據五十年代出版的《白雪仙自傳》，可知在戰時，白雪仙隨冼幹持賣唱，也曾唱過「幻景新歌」。因「幻景新歌」而唱至街知巷聞的一首歌曲，名《窮風流》，調寄廣東音樂《漁歌晚唱》：「自己精乖經濟又夠派，周身摩登內裏有古怪，有時冒充音樂界，去到嚤囉街，舊貨爭住買，牛頭褲短，完全用爛布改埋，恤衫又靠執，鞋就着舊鞋……」這首歌曲戰後曾移用到一支粵曲去，那是白駒榮與小燕飛合唱的《錢作怪》。

 

　　「幻景新歌」跟粵語流行曲沒有直接關係，但有前輩認為那些「新歌」就是日後粵語流行曲的雛形。

 

　　在一九五零年代，唱片公司仍有出版一些稱作「幻景新歌」的粵曲唱片，比如廖志偉、伍木蘭合唱的《爛襪改背心》，李錦昌、黃金愛合唱的《唱通行賣藥》等，都是很草根口味及寫實的，我們很難否定它跟走鬼馬諧謔路線的那類粵語流行曲的淵源。

 

精神音樂　四大天王

 

　　與「幻景新歌」一樣，「精神音樂」亦是戰時產物。據已故藝評人黎鍵所說：「在四十年代的廣州淪陷期間便興起了全舞場爵士樂化的『精神音樂』，這其實便就是西化的『流行粵樂』，在『精神音樂』的配襯下，一種『跳舞粵曲』出來了，伴舞的四步、三步以至『林巴』的粵調小曲出來了。前者是可以提供跳各種交誼舞的『梆黃』，後者其實就是流行音樂。」

 

　　「精神音樂」演奏時，樂手不是坐着的，而是站起來並且在台上互相走位穿插，頗見狂態。呂文成的誼子馮華認為，六十年代西方「披頭四」音樂的那種「玩法」（指在台上走來走去的演奏方式），其實四十年代的「精神音樂」就是這樣做了。當年「精神音樂」的演出有所謂「四大天王」，即呂文成、尹自重、何大傻與程岳威。

 

　　這種儼然就是流行音樂的表演，對日後呂文成搞粵語時代曲唱片，應是甚有啟發和影響。

 

 

 

 

　　按：本文昨天發表於香港《大公報》「周日文化廣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