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劉靖之論粵語流行曲

 

 

　　看到香港音樂專科學校編印的非賣品刊物《樂友》第93期，內有一篇劉靖之寫的「新音樂是中國音樂？中國的新音樂有多中國──《中國新音樂史論》英文版研討會」。雖然，筆者對劉博士的大作《中國新音樂史論》關注不多，卻倒也知道相對於內地學者的音樂史學系統，劉博士的著述是另類聲音，大大震撼內地的學者，拓闊他們的眼界，也讓他們認識自己的盲點。

 

　　劉博士在《樂友》寫的這篇文字，有如下一段：

 

　　在聽眾提問時，有一位外國人問流行曲是不是屬於『新音樂』範疇，假如是的話，為甚麼《中國新音樂史論》裡不予以論述。問題提得好，夠尖銳。

 

　　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流行曲（以歌曲為主）有着不同的時代背景、風格和內容。中國流行曲的祖師爺應該是活躍於1920-1930年代的黎錦暉，後來賀綠汀、李厚襄等人的作品通過電影成為家喻戶曉的國語時代曲，曾南下香港廣受歡迎。1960年代的台灣國語時代曲也深受香港人的喜愛。上海國語時代曲、台灣國語時代曲以及英美的流行曲對香港粵語流行曲起了深遠的影響。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和台灣的國語時代曲，尤其是鄧麗君的歌曲在大陸風靡一時。這是一個大題目，若要寫的話，《中國新音樂史論》的篇幅至少要增加三分之一。篇幅當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有三：一、「流行曲」廣義地來講，包括抗日歌曲和群眾歌曲，與時代曲和粵語流行曲的性質不太相同；二、1980年代之後的大陸流行曲、上海和台灣的流行曲及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是四種不同的流行曲，論述起來需要頗長的篇幅；三、筆者在1980年代開始這項研究計劃時，心目中並沒有把流行曲包括在內，這當然是嚴重的疏忽。

　　筆者正在撰寫《香港音樂史論》，其中第七章集中討論「香港的粵語流行曲」，作為對過去疏忽的一種補償、更正。

 

　　能夠有像劉靖之這樣的博士級學者來論述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歷史，筆者是甚感興趣，想知道他筆下的粵語流行曲歷史會是怎樣的一番面貌。但從上面的短短文字裡，卻是見到了一點闕漏：其實對香港粵語流行曲有深遠影響的，除了上海國語時代曲、台灣國語時代曲及英美流行曲外，粵劇、粵曲、粵樂也是絕對不可遺漏的重要因素。但願劉博士在他的論著裡，不要再漏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