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從創作掌控權察看昔日的粵語歌

 

 

　　文化研究非常關注話語權由誰操控。不過筆者對於早期粵語流行曲歷史的研究，卻始終未有從這個角度去察看一番。這不是不想的，是限於資料甚是不足，要是從這個角度看去，見到的東西和可議的事情大抵不多，遂不敢貿進。

 

　　本文嘗試初步察看，也讓自己先邁個步兒走走，探探溪水的深淺。

 

　　無疑，昔日的粵語歌，要數原創的，多屬電影歌曲，而從粵語電影歌曲創作方面看，在1940～50年代，創作權力一直掌控在來自粵劇、粵曲界的音樂人的手上。注意到1952年和聲唱片公司推出首批「粵語時代曲」唱片後，創作風格想向國語時代曲靠攏的周聰，名氣應是日響，可是從1952至1960年，周聰有份參與插曲創作的電影僅有三、四部，跟他日響的名氣有點不成比例。這景象不免讓筆者猜度，當時粵語片的製作群看來仍覺得插曲創作應找來自粵劇、粵曲界的音樂人為宜。

 

　　1958年邵氏電影公司成立粵語電影部，大拍青春片，而插曲創作者改用來自國語時代曲界的梁樂音、李厚襄，這相信是一次小小的革命──突破了受粵劇、粵曲界的音樂人全權掌控的局面。

 

　　這個只維持了兩三年的小小革命，其實很不徹底的，至少寫詞的還是來自粵劇、粵曲界的吳一嘯、李願聞等。歌曲的創作方式有不少也沿用當時的「主流模式」：先詞後曲。筆者相信，起用梁樂音和李厚襄，是因為選擇權在以拍國語片起家的邵氏老闆手上，當要搞粵語青春片，應會感到由國語時代曲作曲人來寫會更好一點。而由邵氏管理層出面去請梁樂音李厚襄，當然容易成事很多。

 

　　也許正因為不徹底，邵氏這批粵語青春電影雖曾掀起過一點熱潮，但相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只是一個很局部的潮流，甚至梁、李二人的作品，能流傳下來的竟只有一首半首。而邵氏粵語片部，到1963年就結束了。其後，粵語片的插曲創作，主要還是掌控在新一代的粵劇、粵曲界的音樂人手上，如潘焯、柳生、羅寶生等。

 

　　1960年代後期，也有一些思想較新潮的電影公司嘗試找黃霑、顧嘉煇來寫插曲，這是另一回的「異動」。可惜這次「異動」比起上一回邵氏粵語片組更不濟，連小小熱潮都掀不起。

 

　　可以說，直至1970年傳統粵語片忽告完全死亡之前，粵語片插曲創作的掌控權都在粵劇、粵曲界的音樂人的手上。梁樂音、李厚襄、黃霑、顧嘉煇等人的參與，只是小小的支流。我想，是因為傳統粵語片歌曲較源遠流長，1930年代就起步，從那時一直沿襲下來，電影歌曲創作就是由粵劇、粵曲界的音樂人負責的（莫要忘記那年代粵劇、粵曲是香港大眾音樂文化中的主流）。事實上戰後至1950年代初期，粵語片界即使想不找粵劇、粵曲界的音樂人，也不見得有多少別的選擇，比如是不大可能去找國語時代曲作曲人，他們當中有多少人願意去寫呢？例如姚敏，他會肯嗎？又如1960年代後期，如果（先不說有沒有這種如果）找泰迪羅賓或許冠傑來替粵語片寫歌，成事的機會有多少？

 

　　雖說是電影歌曲創作的掌控「權」，但從1950至1970年間，並沒有多少外來力量覬覦（有甚麼好覬覦？又不是會生金蛋的雞！）和競逐，這或許是一個要點！

 

　　1959年商台開台，一個全新的媒介面世，帶來了一個新契機，周聰這位活躍於播音界的「創作歌手」時來運到，得以掌控了該媒介的歌曲創作權，於是我們才有橫空出世的粵語廣播劇歌曲《勁草嬌花》、《痴情淚》等。帶來一陣清新的感覺。

 

　　另一個陣地是廣告歌曲創作，這方面的掌控權，看來也由不得粵劇、粵曲界的音樂人染指，具體的掌權人多是後生新潮一輩、僑港的外國音樂人或是來自國語時代曲界的音樂家（原因有待仔細分析），只是從尚記憶猶新的《濾咀喼士頓》、《京都念慈蓭川貝枇杷膏》、《Ｖ老篤眼藥水》、《恆生銀行》（小莫小於水滴……）等廣告歌曲，卻發覺他們竟是採用「先詞後曲」來寫廣告歌的，是如此秉承粵劇、粵曲界的音樂人的創作傳統，堪稱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