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暴力

 

　　文化研究雖然是很年「幼」的學科，可是有關的論著已是汗牛充棟，一輩子也讀不完。現時偶然只好順着自己的喜好和緣份來選讀一點大部頭。像近日就很有興致的讀一點有關斯皮瓦克（Spivak）的東西，包括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從解構到全球化的批判──斯皮瓦克讀本》以及李應志著的《解構的文化政治實踐──斯皮瓦克後殖民文化批評研究》。

 

　　斯皮瓦克有個著名的「大問號」：底層人能說話嗎？這個之前已是略有所聞。而她另一常論及的概念：「認知暴力」，卻還是初次接觸。

 

　　這裡引述一點李應志的解說：

　　「命名」是一種直接的書寫和他者化過程，在這個過程，對象似乎是命名的唯一根源，但實際上確立的是主體的操控地位，通過命名，主體產生一種「知曉」對象的假象，主體本身的欲望和局限性被隱藏，同時一個真實性對象被懸置，留下的只是「客觀的」命名及其語言。……命名在知識領域的流通不是縮小了這種距離，而只可能因為更多的人為因素的想像性參與而不斷擴大，最後一個獨特而複雜的，具有渾整性的他者，通過語言的暴力被肢解並且被主體佔用。

　　除了對那些「新」的領土以及這些領土之上對各種文化符號的重新命名，斯皮瓦克認為，對那些不太「新」的領域，歐洲帝國主義則通過「改寫」的方式來完成他者化。例如在法律方面的「改寫」……

　　「認知暴力」之所以能夠使得殖民擴張和暴力佔領取得合法解釋，不僅僅是「書寫」和「改寫」本身，而在於書寫與語言、認識的透明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客觀性」和「真理性」之間的聯繫。由於那些歐洲以外的土地命名、書寫和文本建立在「客觀性」基礎上，因此那些被書寫的世界就應該是一些「真正」需要拯救的地方。而宗教的道德「仁慈」的本性恰好提供了這種基礎，因為對西方宗教道德而言，拯救是義不容辭的。以知識、真理的名義，以仁慈和道德的化身，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野蠻佔領和經濟掠奪順理成章的變成了一項「偉大而崇高」的任務，相反，無動於衷將會是真正的邪惡。

 

　　上引的論述，涉及到的是很政治的層面。但筆者覺得，在文化藝術的範疇裡，「認知暴力」也很易發生。比如我們都傾向以自己熟知的方法、理論去詮釋某種陌生文化藝術，這過程裡就會包含許多「命名」和「改寫」，這樣，往往會誤用「認知暴力」而不自覺。比方說，近代國人誤以為西方音樂文化「進步」，不斷學習的同時，反過來把相對顯得陌生的傳統中國音樂作種種「命名」、「改寫」，更認為是「偉大而崇高」的任務，結果，我國的傳統音樂文化大大受損！「認知暴力」破壞力巨大，而往往施行者並不自覺，願記取之，願警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