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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歌文化歷史研究者,喜歡鑽研文字與音樂的創作,也喜愛數學與棋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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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1 07:07:20

 
四 百花齊放的絢燦
  另一次的刺激來自許冠傑的《鬼馬雙星》、羅文的《前程錦繡》和關菊英的《狂潮》。
 
  它們出現的時間次序並不重要,儘管在音樂風格上的不同,但所傳遞的訊息卻一樣。一種深具現代城市感、現代生活氣息的中文歌曲終於來臨。不再是廣東小調和舊式的鴛鴦蝴蝶,而是搖擺樂和人生哲理的配搭。
 
  自此以後,我們去夏令營的時候,營長不用再喋喋不休的教人唱國語/普通話歌了。
 
  許冠傑的《天才與白痴》和羅文的《家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羅文的《家變》是繼《啼笑咽緣》之後另一首經典,在內容上和製作上幾乎具備有以後中文歌曲成功的條件和特點。

 

  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家傳戶曉的「人生哲理」──「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這也是有些知識份子所謂的「假哲學」。

 

  「人生哲理」成為中文歌曲另一個賣得的成功因素。

 

  《家變》的成功使汪明荃成為超級偶像,也使羅文成為天皇巨星。中文歌曲大局已定──成為本地音樂的主流,與輸入的西方音樂分庭抗禮起來了。

 

  以下所述,差不多全是一時之作:許冠傑的《天才與白痴》和《半斤八両》、甄妮的《奮鬥》和《春雨彎刀》、關正傑的《變色龍》和《天蠶變》、徐小鳳的《大亨》、羅文的《小李飛刀》、鄭少秋的《倚天屠龍記》和《陸小鳳》、張德蘭的《茫茫路》、林子祥的《摩登土佬》、區瑞強的《陌上歸人》、葉振棠的《浮生六劫》和葉麗儀的《上海灘》等等。

 

  中文歌曲已經長大成人要求獨立,我們已經開始分不開究竟中文歌曲是電視劇的綽頭,抑或電視劇是中文歌曲的綽頭。

 

  七九年重陽節到鳳凰山觀日出,就曾親身經歷這樣一個壯觀感人的場面:成千上萬爬山的青年男女人群中,在漆黑深邃的山谷裡,高峭天險的天梯上,綿延着首尾不相望的登山人龍,電筒光亮組成一條帶長的銀河,偶然在人潮中有唱起《天蠶變》這首歌,竟然一唱百和,山鳴谷應起來。

 

  這樣的情景,不由我們不相信,中文粵語歌再度以雷霆萬鈞的感人力量,粵語歌不再以粵劇的形式,而在本地樂壇爭取到了霸權的地位,成為本地青年人的民俗,那一種深切的認同、魔力、誘惑,已經無可置疑了。

 

 

五 中文歌曲的特色

  但跟西方流行樂壇比較起來,香港中文歌曲顯然只是小巫見大巫。

 

  在西方五十年代初期,承繼着城市化的黑人音樂傳統的Rock’n Roll,輾轉到現在不論是New WavePunk或者是電子音樂化和黑人音樂重新精美包裝過的Disco Sound/music而言,流行音樂始終不斷地觸摸着青年文化的脈搏,挾帶着澎湃的感染能力和深刻異常的影響,由時裝款式的更替,到舞蹈的舞姿,到對家庭、事業、愛情及政治的取向。

 

  本地中文歌曲就正缺乏這種魅力。

 

  因為本地中文歌曲最大特點,應該是那份純娛樂的傷感,鬼馬和早熟的世故。它們歌詞內容的意義是混亂和自相矛盾;它們傳遞的訊息是混亂和左右為難,它們對現實的態度是曖昧和尷尬。它們所表達出來香港社會是模糊和沒有歷史感,是切身又遙遠的。

 

  但我們在本地中文歌曲仍可捕捉的就是那一份倥偬不安而又多姿多采的城市生活。它們給聽眾的兩種感覺是:其一,好像在鬧市生活中仍拚命要把自己孤獨出來,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態度;其二,好像在夏令營的晚上小組唱遊時,輪流唱歌時,一種自我表現和自我戀慕的能度。

 

  道德主義者會認為歌曲的作用在於改變聽眾的思想,從而可以導人向善或向惡。但事實剛剛相反,歌曲的功能和感染能力在於分享,在於把那一份片段的生活經驗合理化,把難以啟齒和無以言狀的感受,通過簡單直接,甚至是原始的途徑表達出來。

 

  而共同的分享基礎在於使用同一的思想媒介,即本地語言,中文歌曲正正就充份發揮着它這份天賦的特長。

 

 

六 新一代的精神面貌

  七十年代末期的中文歌曲,正利用着本地語言,和聽眾分享着那一份在七十年代中生活的共同經驗,歌曲中的「江湖」、「社會」、「世途」正正就是指我們眼中七十年代的香港。

 

  但中文歌曲只是比粵曲和初期的國語時代曲,包裝得更精美和更本地化的商品,服膺着本地商品市場的規律和限制。

 

  在歌曲中我們永遠不可以找到激情,它所訴說的是一個在節奏急速和刻板的都市生活的年青人,在分層的社會制度中力求生存和掙扎的經驗。中文歌曲其實和快餐店在形式上是完全相同的,在中文歌曲中,我們追尋是幾分鐘在靈性上的開解,和廉價(十幾元一張唱碟)的內心純化。在快餐店中,我們尋求的是一頓簡單而可足充飢的廉價快餐。那種消費的動機可能不同,但我們同樣是在要求某一種的「食糧」以解決我們某一方面的空虛。

 

  中文歌曲正就是為滿足這一種消費者的市場需要而出現。

 

  《小李飛刀》、《天蠶變》和《戲劇人生》幾首同類型的經典的成功因素便皆均在此列。

 

  中文歌曲也正好勾劃出新一代/第三代在成長過程中的精神面貌,一種對個人和社會將來都似乎充滿着機會而又不肯定的焦躁。

 

  對香港未來前途的不肯定,已經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逐漸成為我們潛意識中深感不安的一個來源。

 

  第三代和第四代的生活方式顯然是自戀的,消費傾向充滿炫耀,除了認同本地生活便別無他途,既安於現狀,一方面又被那步伐急速而大規模的城市變遷和富裕所懾服;追求直接的滿足和個人小圈子迷糊的純化境界,注重朋黨式的交友觀念,沒有歷史感,缺乏普通常識,傳統的道德觀念,可以說差不多已經完全解體。

 

  流行音樂是城市年青人文化中的靈魂,正如Leon Rosselson所言:「音樂是人類最煽情的媒介和最直接的自我體現。音樂不會改變和製造自己的聽眾,它只會被已經改變了的社會和聽眾所製造出來,而又從而影響那些原來的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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