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阿多諾〈論流行音樂〉的思索（5）

 

第四節　本土流行音樂問題

　　阿多諾指出流行音樂的標準化與跟風問題（見第二節第1、2、5、6諸點），證之於已發展了一段不短時間的香港流行音樂，明顯是能找到許多實例的，比方說，自1974年粵語流行曲振興以來，最初哲理歌曲開始為聽眾接受的時候，便有一窩蜂的哲理歌曲出現，七十年代後期，台灣校園民歌席捲而至，香港唱片商也立刻跟風，炮製很多類似民歌的歌曲。稍後，「串燒歌曲」興起，又造成另一波的跟風熱潮……

 

　　其實，在香港，不僅流行音樂是這樣，其他流行文化如電影、漫畫、書籍以至報章，跟風與標準化同樣出現。這可說是流行文化共有的特徵：當市場上有一種甚受歡迎的新風味大餅，商人想到的就只是「仿製」它，以期在市場上爭奪一點利潤，卻懶於以至是怯於去冒險地烘製另一種風味的糕餅！他們這樣做，永遠有同一個理由：香港市場細小！只是，實際是不管市場大小，標準化與跟風都一直存在。

 

　　作為消費者，唯一的對抗方法似乎是按着腰包不動，靜待風潮開到荼蘼花事了，另一波的產生。如果消費者夠齊心，下一波的產生也許能快一點出現。

 

　　再說，阿多諾所指的「流行曲一般都總是32小節」，這在香港粵語流行曲振興初期，亦曾出現，顧嘉煇那時寫的很多電視劇集歌曲，就總是ＡＡＢＡ四段合共32小節！不過，曲式與長度雖與英美流行曲一樣，但因為旋律裡帶中國元素，曲子的「中國個性」便變得很突出。可以說，至少在《啼笑姻緣》電視主題曲面世的時候，其作品真是具有鮮活的個性的，絕沒有阿多諾所說的「事先消化」問題。世界太複雜，例外的情況並非罕見。

 

　　而更重要的應當是，阿多諾認為流行音樂是「社會融合劑」的批判，放在香港流行音樂界之中，吻合的程度有多少？以筆者個人的觀察，香港流行音樂基本上確具有「社會融合劑」的功能，比方說人們皆認為富於寫實和諷刺的許冠傑早年作品，便有學院派人士這樣批判：

 

　　……許冠傑的歌曲很多時候就是互相衝突的。一方面叫你「睇開啲」，另方面叫你「搏晒命」，這個是屬於傳播學（Communication）的Double Bind概念，它的結果是窒息個人的思想發展，而進一步是精神分裂。

　　在政治上，Double Bind是作為操縱意識形態的工具，使到人在思想上、行動上處於局限及被動的層次，因而更易於統治。¹¹

 

　　而筆者自己也曾這樣批評過許冠傑的作品：與其說許冠傑的寫實歌曲能反映社會，不如說他這些歌曲最大的功能，是給在重重的生活壓迫下的小市民，提供一個發洩渠道罷了……是升斗小市民的精神麻醉劑。¹²

 

　　這跟阿多諾的「社會融合劑」說法，是貌異實同罷！

 

　　然而，其中至少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達明一派。達明一派的歌曲，有很多都並非只供宣洩，而是具有「使我們可以追求世界可能成為的樣子」的作用的。洛楓對達明一派的作品曾做過系統的研究和分析，她在結語中寫道：

 

　　從《戀愛季節》到《神經》等大碟，標誌了「達明一派」成長的旅程，那是較自覺和內省的，他們對歌曲的要求，不單單是娛樂或商業性質的，甚至可以說，劉以達與黃耀明都抱持着一點個人對音樂的理想。《意難平》大碟內有一首《天花亂墜》……便是反省亦反諷了流行曲的意義，駁斥了那些充滿浮濫、迂腐、虛假的流行套式，「實際這歌替你感覺」這一句，更進一步質疑了聽眾被動接收的位置──確實，從城市的遊蕩意識、末世愛情觀、同性戀、九七問題，到政治諷喻等，「達明一派」不斷拓大了流行歌曲的題材與內容……拆夥後的黃耀明，仍與音樂工廠合作出版《信望愛》大碟，仍關注政治與社會變遷，仍以實驗性的冒險站立於主流音樂之外，在備受責備為「曲高和寡」的情勢下，仍企圖開展流行曲的種種可能，委實是不容易和值得嘉許的……¹³

 

　　的確，達明一派的歌曲，諸如《今天應該很高興》、《十個救火的少年》等，都絕不是只供聽眾宣洩，而是需要聽者去思索歌曲裡所帶的訊息的，縱然聽者未必因此而起來「反抗」，但至少會想想這樣的世界是否可能成為另一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