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歌文化歷史研究者,喜歡鑽研文字與音樂的創作,也喜愛數學與棋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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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30 09:15:15
我在建中讀書的時代,班上大部分的人都會唱西洋流行歌,少部分的人會唱國語流行歌,只有我一個人唱台語歌。不似現下本土熱鬧,或是七零年代大家談中國,在那之前,最優秀的人是最崇洋的;所以,當校慶國樂社上台演奏,台下的同學們便報以一片噓聲,我堅持開始演奏,三分半鐘長度的曲子,台下便伴以三分半鐘不輟的噓聲。往後周渝非常了解我的「反帝」情結,事實上與這個階段的經驗非常有關。當所有人都把這樣的音樂當成下里巴人之歌,我還要堅持著一股傲氣去為曾經感動我的經驗思索,即使外在的環境越顯困厄,我越要為自己生命的深層感動尋找意義。
近幾年來,差不多與周渝相識的同期,因為海峽開放的趨勢我有一些思考上的轉變──從來,中國文化的危機並不僅止於中西文化的落差問題,它還含括了這個文化本身的異化的可能。就像,最瞧不起中國音樂(摘文者註:這裡說的中國音樂應是中國傳統音樂的省略)的不是學習西方音樂的人,而是學習國樂的人,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而開放交流後我們發現到,中國大陸的音樂發展這四十年來也是處於退步的階段,技術越純熟,人文思想的發展越淡薄(或者越異化)。於是我開始對曾經豐厚我生命的中國音樂進行回饋的工作,我開始將存於《月兒高》這個曲子中的精神告訴更多人:從它的曲調特徵,尤其是曲勢特徵中可得知,它絕非是一個沒有想法的人的創作──這想法是在歷史的關照中對生命產生悲憫的一種情懷。中國人是歷史的民族,在歷史的興衰中感受到自己的定位,其中雖無西方與印度所謂「生命在另一個世界的超越」,而是在生命的無奈之中產生一種包容、一種悲憫,我覺得這是中國文化的人意情懷中最令我感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