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周渝對談：傳統音樂生活的追尋（文摘）（上）

 

　　這篇對談原刊於1994年10月27日台灣的《中國時報》，是當時一位去了台灣唸書的朋友寄給我的。對筆者而言，讀了此文感到是眼界大大的敞開，明白到原來自己對中國傳統音樂的態度其實還很有問題。現在把這篇文章全文摘引，期望能讓更多網友看到，從而思索我們對中國傳統音樂以至傳統文化該抱甚麼態度和該做些甚麼。

 

　　周渝：我愛上音樂是從西洋古典音樂開始的。小學的時候，我哥哥的一位同學帶領我聽貝多芬的《皇帝》協秦曲，並且敘述有關曲子的故事，這是第一個階段的接觸；像我父兄那一輩的人（尤其是經歷過北伐、抗戰的父親）都算是抱着某種情操或價值的人，甚至有些是具有強烈的獻身熱忱，所以，在敘述「皇帝」這個樂曲的故事時結合了對背景歷史的認識，便令我清楚的構畫出法國大革命那種屢戰屢敗而終至於成的時代精神，如同父兄所處的社會，普遍瀰漫著一股道德情操。

 

　　中學時期特別崇拜貝多芬，尤其是亞洲唱片灌製柏林愛樂菲理柴指揮的貝多芬第九大交響曲，常常在睡夢中還能背誦。

 

　　斷斷續續地聽音樂，第二階段應是我上東海大學的時期。當時，松竹唱片開始大量介紹三Ｂ（勃拉姆斯、巴赫、貝多芬）的音樂，我為在大學校園中聽到勃拉姆斯那種田園牧歌的風情感到悠然神往。1972、73年，當兵剛退伍，回到台北，經過兩年失去自由意志的生活而又進入當時的工商社會，整個人感到異常的苦悶，那時沒有《自由中國》雜誌，《文星》也被查禁，與我家相熟多年的李敖被捕入獄。我可以談話的朋友都已出國，又迫於無奈得去經商賺錢，最痛苦的根源還是在於當時文化的苦心與政治的保守封閉……正好有一個音樂家的音樂在當時進到我的生命裡──中國唱片出了一張蕭士塔高維奇的第五交響曲，題目是「革命」。我在感動之餘並不覺得這曲子是在描寫革命，而是體會到在一種絕對的黑暗的政治氣氛下所散放出的人性的情愫，尤其是第二樂章簡直處處都是血淚，我覺得取名為革命一定是政治的緣故。在那樣苦悶的心情下，貝多芬對當時來說顯得太偉大、太高貴，我到峨嵋街的海頓音樂圖書館找到蕭氏的其他交響曲作品聆聽，仿如在黑暗中找到一種安慰，並且懂得他的音樂表達的是他所處的高壓政治極權中人性的掙扎形成了最崇高的救贖。但相較於我所處的環境，那畢竟是俄國作品，並不能完全契合，只題因為我從高中時期就開始閱讀俄國的文學如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所以在解讀上並不成問題，可是聽蕭氏的音樂仍然有一種寂寞──那是當我跟台灣的一位古典音樂專家討論時，他詮釋蕭氏是一位共產主義者，其音樂理論是革命的音樂，這點我實在難以同意，所以也就不能再往下談了，一直到數年前蕭氏去世，他的手稿在西方公開，每一頁都有他自己的親筆簽名以示未經塗改，他說他的音樂都是對史太林政權的控訴，每個音符都是他那個時代苦難靈魂的紀念碑。這件事終於證明我的想法不假，對我來說那是接觸西方古典音樂的第三個階段。

 

　　其後，一直到1981年初，我開了紫藤廬，面對當時社會的混亂與景氣的低迷，在這幢老房子裡我企圖追尋一種寧靜的氣氛與美感，一方面在室內放巴赫以及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另一方面則開始尋找中國的音樂。某個人當時送我一卷錄音帶，我拿來茶館放，曲名叫《月兒高》，聽到時有一種深刻的感動，相較於西方古典大師的音樂毫不遜色，而且那股東方的氣味非常契合我心，之後又聽到了《霸王缷甲》，於是開始了我尋找中國音樂的過程──斷斷續續地透過外國友人從北京轉錄來錄音帶，聽到了箜篌的曲子，那時還不知是甚麼呢！我們知道，有人聽中國音樂是從《梁祝》開始的，有人則是從《春江花月夜》開始，很少有人像我是從《月兒高》開始的，因為我把中國音樂當成西方古典音樂一樣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