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周渝對談：傳統音樂生活的追尋（文摘）（下）

 

　　周渝：我覺得西洋音樂有一種特性，如同他們的宗教精神，總是在追求一種有如上帝般的超越性格。雖然崇高中仍有悲憫，但是悲憫是來自上帝的垂憐，而非做為一個人的憐憫之心。這種憐憫雖有卻是不多見的，他們總是把事情推向一種極端，像蕭氏的音樂，在地獄中痛苦、控訴、祈求，然後望向一個天國的救贖。聽到《月兒高》的心靈契合，覺得是一種東方的特質，它很含蓄，是經過許多人世滄桑的悲憫情懷，給我帶來極大的感動。透過我個人的心靈歷程的轉變，自父兄愛民族、愛國家的偉大情操轉入氣氛低抑的工商社會，聽到《月兒高》的時刻彷彿讓我找到寧靜，一個東方靈魂歸屬的位置。

 

　　我個人覺得中國的音樂與藝術一直存在著兩條發展的路線，有時兩者間也互相滲透：其一，是中國的自然哲學，源於道家的老莊思想，基本上是來自有無的辯證。我常覺得古琴的音樂與道家的音樂論著（如阮籍、嵇康等）都是深受老子的「大音希聲，無聲之音」的影響，最後總歸於「無」。「無」是一種無限的存在，「無」可說是一種「寂」，古人常說「叩寂寞以求音」，從「寂」中產生而回歸到「寂」，這種音樂的保存在中國音樂中好像只有古琴音樂比較完整。在日韓雅樂中有無的辯證更強烈，可能是這系列美學思想比較完整的保留。其二，是中國的史，中國的史傳總是直接面對人世間的滄桑與歷史的悲哀，這種特質在宗教中好像只有佛教比較有關連。在中國的樂器裡面具有某種史詩性格的，我覺得是琵琶的表現最出名，《月兒高》、《霸王缷甲》等琵琶樂曲是敘述一個大時代的故事的典範，而且一個江湖藝人容易就可以把他的滄桑身世寄託於琵琶這個樂器，而不像古琴那麼修身養性。

 

　　林谷芳：這幾年來，我與周渝一起辦的活動是很反音樂廳、反儀式性的表演形式的：活動都日常性、很生活化，表面上看來很像文人雅士的聚會，其實並不如此，因為這其中沒有附庸風雅的成分。我們希望回歸到文化的原生態來看待中國的音樂藝術，在回歸主體時強調「以經解經」的立場，如此我們既可以替另一種生命著想，也可以從另一種生命中尋求智慧，藉以擴充生命的格局。而過程中無論是主觀的領受或是後來理論的反省沉澱，結果都發現中國音樂系統與強勢的西方音樂系統間有非常大的差異：要保存住其主體與特質，就必須配合一整套的觀點與行為去進行；也只有這種形式才能將文化與生活產生融匯，以待將來產生出第三種形式或各種可能性來。

 

　　藝術其實是相當超越時空的一種存在，但是它又與人的生命、生活緊緊相扣，例如，西方音樂的演奏會像極了十八世紀的骨董產物，如此階級性格與儀式化，人們甚至得穿燕尾服去觀賞，但是我們的社會並不因此而加以批判，我們甚至因為它是超越時空的而寧願它保有十八世紀的形式；反觀，當我們一遇到中國音樂時，我們立即的反應就是「它是過時的」，為甚麼西方的古典音樂是不會過時的，而自己傳統的民族音樂一直都是過時的？就我的看法，西方古典音樂是歐洲的藝術音樂，中國的文人音樂就是中國的藝術音樂；兩者在古典與現實的情況上可以如此類比，但是在實質上是很不同的。在面對中國音樂的傳承問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這種藝術對現代文明的優厚性──所謂文人音樂的「文人」，我最近的定義是「無一所長，無所不長」。這種文人的養成恰好可以彌補現代專業教育的不足，這群人是「詩書琴畫」拌著「經世治國」攪在一起，把音樂當成是個人生命情懷的投射，當成生命的依靠與懷抱，如此醞釀出這套系統、美學。早期西方古典音樂的創作者則是一群被豢養在貴族階層之下的專業人士，所以出現的產物與中國的格局並不相同。

 

　　在此，我們不只是發思古幽情而已，我們在其中看到的是自己文化主體的價值，與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一套系統，而且在當代的社會與當代的生活中比西方的藝術更具意義：正當我們的生命為現代文明所分割時，這份藝術以它的整體來影響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