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粵語歌是個「棄兒」

 

　　香港文化博物館現在正在舉行一個名為「歌潮．汐韻──香港粵語流行曲的發展」的展覽。據知，嶺南大學在十二月上旬會有一個跟粵語歌有關的學術活動，形式會是學者與流行樂人的對談；而明年三月中，中大也會有一個關於粵語流行曲歷史的研討會。粵語流行曲忽地成了文化熱點。

 

　　日前，筆者亦有參觀「歌潮．汐韻──香港粵語流行曲的發展」，對於該館在介紹早期的香港粵語流行曲歷史時所作的敘述，在滿意之餘，也感到其實不能為此滿足。

 

　　「回首當年，所謂粵語流行曲者，只不過是商業電影的副產品而已，這種旋律蛻變自粵曲或西曲，而歌詞迂迴於『粵語長片』空洞的內容裡的歌曲，胡鬧了好一陣子以後，也就慘然敗退了，此類作品的粗淺，可由《女殺手》、《我愛阿哥哥》等『名曲』中洞窺得知。」

 

　　上引一段文字，來自1970年代後期的《新晚報》，那時粵語流行曲「死過翻生」，報上遂見有人「從各個方面進行探討」箇中原因。而每當說到以前粵語流行曲為何會「死」，便往往有像上面那段的文字。無疑早期的粵語流行曲難與1974年以後的比較，但那段文字裡，看法既是很片面的，也充滿偏見，認為那些「粗淺作品」實在不屑一顧。而這種「1974年以前無粵語流行曲」的畸型看法，便不斷在港人裡蔓延，到了八十年代，幾乎成了港人統一的認識。

 

　　記得去年筆者做胡文森的作品研究，曾與幸運唱片的負責人伍連昌談過，說到五十年代初的情況，伍氏說：據當時電台中人反映，用粵語唱的歌調最好不要喚作甚麼「時代曲」、「流行曲」，因為會沒人聽，喚作「電影歌曲」反而更好，聽的人會多些。那時唱片公司正開始大膽地以「粵語時代曲」為旗號，察看市場反映，結果卻是有這樣的回應。所以，總感到粵語流行曲從一開始就是個「棄兒」，沒有一個堂堂正正的身份，苦苦地流浪了許多個春秋，到了發跡之後，又刻意對辛酸的往事「失憶」。

 

　　「歌潮．汐韻」這展覽裡，是這樣開始敘說早期粵語流行曲的歷史背景的：「戰後，來自上海的資本家把他們的娛樂模式帶來香港，國語時代曲成了上流社會華人的普及文化。電台和夜總會等經常播放周璇、李香蘭和白光等的嗓音，為這些華人解愁去憂。其他操不同語系的華人亦有屬於自己的方言音樂，而操粵語的大眾，仍醉心於粵曲與粵劇之中。」然後再說到：「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相比周邊地區，政治和社會較為穩定，外國的普及文化容易在香港傳播。1960年代成長的年青一代，很多都在Uncle Ray的薰陶下，收聽歐西流行曲。1964年「披頭四樂隊」訪港，刮起了一陣「夾Band」熱潮，年青人紛紛自組樂隊。歐西流行曲成為這一代年青人的主流音樂。」

 

　　在國語、英文流行曲以及粵劇粵曲這三大巨人的地盤裡，幾乎無處容身的「棄兒」出現了：「香港粵語流行曲的發展在戰後至1970年代初，處於一個萌芽階段。它不受上海華人和年青人的青睞，是星馬華人和本地草根階層的喜好。早期的『粵語流行曲』有改編粵曲的粵語短歌、電影歌曲、廣告歌曲和廣播劇主題曲等。改編粵曲的粵語短歌對象主要是星、馬的華人礦工。唱片公司邀請粵曲界的呂文成、何大傻、朱頂鶴等改編粵曲，並以諧趣歌調來填寫譜。和聲、美聲、南聲、幸運唱片等公司皆有出版唱片，部份外銷東南亞，而部份則以『跳舞歌曲』命名，在本地舞廳內播放伴舞。」

 

　　這種新的敘述，基本上是採用了黃霑和筆者對粵語流行曲歷史研究的新近成果。對照一下開始時所引的那段「回首當年……」，那是終於能肯仔細地看看這「棄兒」的童年苦澀了。

 

　　然而，我們對早期粵語流行曲的歷史的觀察與研究其實還很不夠，所以絕對不能為此滿足。事實上，以現時有限的材料，早期的香港粵語流行曲的發展還不可能寫成正式的歷史，因為，有很多東西還是不清不楚的。像筆者近期正在做一個「香港早期粵語電影創作歌曲研究（1930~1960）」，除了是因為原來那時「棄兒」寧自稱「電影歌曲」也不願自稱「粵語時代曲」，也是很想逐步走近，希望更能看清粵語流行曲早期與史前的面貌與環境。問題是，做這樣的研究，幾乎不見同道，也完全無助於生計。

 

　　筆者可以說說這次研究裡的一個小小觀察。原本是想找找1940年尾至1941年初的兩部粵語片《胡不歸》和《紅豆曲》的廣告，但在這個期間的《星島日報》，卻先後刊登了兩首電影歌曲，一首是林聲翕作曲、馬國亮填詞的《大地回春》主題曲，一首是何安東作曲、蔡楚生詞的《前程萬里》主題曲，都是用國語唱的，都是以五線譜發表的。但卻不見有專為粵劇電影而作的著名《胡不歸》小曲或為《紅豆曲》而作的同名電影歌（後來鮑翠薇也重唱過）的曲詞刊載。這種同是電影但待遇卻不同的現象，原因之一也許是報人想借此宣傳抗日救國，但也明顯有重視正統樂人的作品而輕視香港本土的方言文化藝術的成份。想想1940年的時候尚且如此，1950年代的時候，來自上海的資本家在香港有更卓著的發展的時候，社會上對香港本土的方言文化藝術的歧視，勢力是更大了。

 

　　是的，研究「棄兒」的童年的苦澀過去，並不會見到輝煌，卻會見到許多文化異象，那絕對是由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所造成的。

 

 

 

　　按：本文昨天發表在《信報》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