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視「記憶」

 

　　已閱讀過Jerome Bourdon的「Some Sense of Time:Remembering Television」，也聽過同學們就Roger Silverstone有關媒介與記憶的論述的演講。其中，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幾點：

 

　　「記憶」往往是被媒體操控之玩物，被建構出來的。而媒體乃是不同勢力的競逐場所。

 

　　「記憶」絕非是個人的，甚至是可以很政治的。

 

　　我們常以為「記憶」是很私人的，但很多時都會涉及「集體」，因為即使只是孤獨地一個人在家裡看電視，往往也渴望與他人分享看到的內容。再說，在電視上所看到的影像，同一時間，其實是有千千萬萬人在看。

 

　　以下，我希望以個人的種種「記憶」，去印證以上的論述。

 

　　有關電視的「記憶」，我自己可以追溯到家中從沒有電視到添置電視的時代。最早的記憶，那是連TVB都未開台的時候，只有麗的呼聲的有線電視，那時有電視的家庭相對更少，我記得只是偶然在別人家中看過幾幕，諸如《蝙蝠俠》、《星空奇遇》等。然後是六十年代後期，香港還十分流行一個二房東數戶三房客的居住模式。所以，那時自己家裡沒電視，同屋裡別的包租者或租客有電視，便常常走過去看，看的樂不思蜀。印象中，這樣的日子也頗有些年，其後父母覺得不是辦法，為了把兒子「搶」回來，便決定添置電視，時間應是我讀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

 

　　其後，在家裡看自己的電視，父母才發現，我竟然有了近視。而這個時期看的電視節目，很多是外購配音片集，但都放在晚上八點的黃金時間播的，如《聯邦密探隊》、《雌虎雙雄》、《無敵鐵探長》、《合家歡》等等，當時年紀小，這些片集都可說是伴着我成長的，成為我童年記憶的重要組成部份，而近年在互聯網上遊逛，才發現這絕不僅是自己的個人記憶，而竟成了在那個年代成長過來的人的集體記憶！這亦說明了，所有電視節目都不是我個人在「孤獨」地看的。

 

　　從兒童到少年的階段，我看電視的時間是很多的，估計是平均每天看兩三小時左右，所以，關於電視節目的記憶是很豐富的，但現在卻大多都只能記得節目名稱，至於內容，那是幾乎一點都記不起的，或許正如Roger Silverstone所言，節目不斷覆蓋之前的內容，所以記憶便由此死掉了。當然，觀眾至少還會記得，《青春火花》是借排球演繹一個奮鬥的故事，《柔道龍虎榜》是講一個柔道少年成長的故事。諸如此類。

 

　　不過在八十年代以前，我對電視有兩項很特別的「記憶」。第一項是某年，中國的象棋高手來港作表演賽，那時麗的電視取得播映權，還真的去現場轉播棋賽，當然很快便發覺棋賽絕不宜現場轉播，棋手思考一着棋的時間，一般都要一、二分鐘，這樣的時間對電視來說是長得難以處理。所以，第二天的賽事，便已不見現場轉播了。第二項是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劉家傑在電視上公然說全港四百萬市民同聲一哭，事後引來右翼人士非議，而劉家傑因此事離開了無線，但他卻也曾出版了一本名《交代》的小冊子，為自己辯白。我也曾買過這小書來看，可惜沒有保存下來。

 

　　少年時代對這些事是並不大了解的，但隱約感到，電視並不是萬能的，有很多東西如極靜態的棋賽是電視要避開的。而劉家傑事件，當年只覺得是看了一場熱鬧，熱鬧過後，對箇中底蘊，並不了解。而今至少明白，劉家傑因此事離開無線，是各方（政治）勢力競逐的結果。

 

　　其實有關電視的「記憶」，最讓我震撼的反而是來自書本上有關電視的批判的，那是周兆祥在一九八二年寫成並出版的《廢除電視──電視與人生的探討》（山邊社出版），是一本只有七十多頁的小冊子，但書的厚薄與內容的震撼力量從來不是正比的。我想，後來我疏遠了電視，甚至有了自己的子女的時候，努力不讓他們看過多的電視台節目，都是受了周兆祥這本小書的影響所致的。

 

　　「你看電視時所看到的，都是正常生活裡不會得到的影像，淡入淡出、變焦、搖鏡、分割鏡頭、割切、溶鏡、字幕、慢鏡、凝鏡……。這些技巧使你可以忍受那些沉悶不堪的內容。想證明很簡單，沒有了這些技巧（例如十五分鐘不轉換鏡頭），所有觀眾都早轉了台。所以，每個技巧都是為了引你的注意而設，在你剛看清楚某一件事、開始沉悶時，就轉到別的、同樣不值得看的事上去。

　　大家都明白到這種加速精神生活節奏的遺害。離開了電視，我們無法忍受現實生活，因為很久也『未有事件發生』，高潮時刻並不是每天每個星期出現的。」（《廢除電視》頁55）

 

　　「戰爭比和平適合電視……

　　暴力比非暴力適合電視。

　　客觀事件（意外、資料）勝於主觀的情狀（意見、思想、感情）……

　　任何宗教、政治、哲學主張都要有個魅力四射的代言人或象徵，才適宜『做』電視。

　　簡單膚淺的意見勝於複雜深入的理論。報導結論勝於介紹過程。

        除了部份視聽的資料外，其他感官經驗（花香、泥土柔軟）一概不能用電視傳達。

　　衝突、不和、吵鬧比和諧平靜適宜電視。

　　……」（《廢除電視》頁61~62）

 

　　當時，頗有不少人認為周兆祥這些批判電視的言談非常偏激，我個人卻感到，周氏所說的，大部份都很有道理。並自此開始對電視有戒心。後來山邊社還出版了一本《沒有電視的晚上》，指導人們在沒有電視的晚上，可以怎樣過。那時，我自覺可以過沒有電視的日子（或者嚴格來說是完全不看電視台提供的節目），但還是買了這本小書，想多了解一下，不看電視，有多少有意思的事情可做。其實，是應該反過來說，是自有了電視以後，我們遺忘了多少有意義的家庭活動呢？

 

　　或者可以說，我個人對電視的戒心亦是一種「記憶」，而且是建構於周兆祥個人以文字媒介挑戰電子媒介的一次抗爭。

 

　　八十年代中、後期，我是有過幾次上電視的經驗的，記憶猶深的是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一系列《香港盤旋》節目，有一輯是講香港的粵語歌的，於是來我家作訪問錄映，談粵語流行曲的歷史。只是，看到播出的最後「成品」，也就更相信周兆祥所說的那套指摘：「簡單膚淺的意見勝於複雜深入的理論。報導結論勝於介紹過程……」在有限的節目時間裡，總是只能就有關的主題作零碎卻好像很有條理的介紹，以及好像很平衡鋪敘正反意見的探討，東一鱗西一爪，然後就要草草收場，作些好像很有言外之意的結論。看這樣的電視節目，當然不能說沒有所得，但就是不痛不癢。

 

　　我想，這種由上電視而生的「記憶」，跟Jerome Bourdon的「Some Sense of Time:Remembering Television」所陳述的上電視經驗頗是不同的。

 

　　九十年代初，個人還有過一次參與電視節目製作的經驗，那是替香港電台電視部《演藝傾情》系列中的一輯《絲竹也新潮》撰劇本稿。為了這輯《絲竹也新潮》，先後走訪了多位有關的音樂人、樂評人、聽了一些香港中樂團的公開演出、學生音樂會，最後決定集中訪問九位樂壇人士：林樂培、曾葉發、羅永暉、關迺忠、葉惠康、葉明媚、湯良德、黎鍵、周凡夫，從中組織這個電視節目專輯的骨幹內容。

 

　　然而節目長度不足三十分鐘，但九位樂壇人士的訪問，用時最短的那位，都有廿多分鐘，而節目中當然是不可以從頭到尾都是樂壇人士在說話，必須穿插一些音樂，配些吸引的、有變化的生動畫面。

 

　　這次參與經驗，讓我更相信電視的局限：它真的不宜深入探討、詳細辯論問題，最多只能帶出好些關鍵的點子。不過，我也享受了一次借電視節目，也借眾樂壇人士之口說出了我想說的一些話，縱使有更多話是沒時間讓我在節目中說的。換句話說是一嘗操控媒體、建構眾人記憶之享受。

 

　　要是問，為何對電視這樣有戒心，卻又去參與這一趟節目製作？說得好聽的原因是想見識見識，功利一點的原因自然是想多賺點外快。

 

　　以上所敘述的有關我個人的電視「記憶」，不少都印證了Jerome Bourdon和Roger Silverstone的論述，但也有一些是未能印證的，像我個人對電視的「戒心」就是。

 

 

 

按：這是我在影視文化課裡的第一份閱讀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