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們可以估計,黃霑是很注意迎合大眾,但又不甘心放棄追求藝術的完美,於是,他的創作取向常游移於這兩極之間,連藝術觀也是如此。記得,中大這本《學文》第七期出版後,黃霑在其《明報》的小框框「隨緣錄」寫了兩篇感言,頗堪咀嚼:
香港粵語流行曲,最近幾年,因為聲勢浩大,所以很受注意。連大學的中文系主任(筆者按:指黃維樑),竟也幾乎要放下學術,評起流行曲來了。最近同學還出了特刊,碩學通儒們,紛紛為文論釋,真是洋洋大觀,令我們這些寫流行曲的人,受寵若驚得很。不過坦白說,在下捧讀了這些鴻文之後,覺得用這類隔靴搔癢方法去看事情,也實在蹩腳。外行批評內行,少有能搔得中癢處,行內人不笑大口,只因為從事流行曲創作的同業厚道而已。
有資格批評的人不說話,不夠資格的胡說一通,真是怪事。奉勸同學與教授們,省些時間多做學問,才是正經!
寫流行曲,非俗不可。追求雅的人,不必寫流行曲。
不過俗有通俗與庸俗的分別,求俗的不可不察。一旦求俗求得過份,求來庸俗,群眾就會覺得你「俗不可耐」,歌就不會流行。
有人論香港流行曲,要求雅俗共賞。理想堪高,可惜難切實際,流行的東西,以羣眾為對象,所以不必雅。因為群眾雅的極少。
而雅與俗,標準亦難定,文人嫖妓,幹的還是那事兒,但一見於筆下,就要說那是風流風雅,文過飾非而已。《詩經》中國風,全是俗東西,可是時間一過,就雅得進了廟堂受人供奉呢。
黃霑這兩篇文字,既認為大學生與教授不該管流行曲這些東西,又把他自己嚮往的雅俗共賞境界列為難切實際的東西。可是,他接着舉《詩經》的國風為例,卻無形中自相矛盾。因為國風在古代雖是俗東西,但《詩經》中所見的,已是經過篩選的,篩選者不是別人,最有可能是孔子,以孔子當時的地位,而今的大學生和教授又怎可比擬。黃霑反對大學生和教授管這些「不正經」的東西,可是,假如當年孔子不管國風這些「不正經」的東西,我們今天能讀到如此正經的《詩經》嗎?很奇怪,黃霑似乎贊成大學生該鑽進象牙塔,只問正經,不問天下事。
人,常會自相矛盾,黃霑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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