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樂老友話當年（上）──東初篇

 

　　上周五，上環文娛中心有一個「老友個話當年──重溫昔日中樂界的點滴」的小聚會，出席的中樂界前輩有于粦、東初、陳能濟、郭迪揚等，在費明儀主持下，憶述了四、五十年前香港的中樂發展，其後，香港中樂團裡幾位資歷最深的團員如阮仕春、黃安源、杜錫楚等，當年都是親歷香港中樂團如何由半職業化變身為一個全職業的樂團的，也分別談了些感受。場面是溫馨而動人的。也難得香港中樂團在這職業化三十年的日子，不忘微時不忘舊友。

 

　　事實上，在中樂團這次「老友記音樂會」的宣傳單張裡，也鄭重的附載了一篇題為「五、六十年代的業餘中樂團」的文字，讓大眾對香港早年的中樂界面貌能有一個概略的認識和印象，頗有意思。

 

　　同一天，筆者專誠請教于粦、東初兩位前輩，嘗試請二人憶述得仔細一點，只是，于粦的年紀較大，對早年的記憶都不那樣清晰了。

 

　　東初搞中樂應該是非常早的，他早在1951年，就為華人文員協會（簡稱「文協」）搞了一個小型的中樂團，那次是為了伴奏《黃河大合唱》而搞起來的，成員只有十多人，按樂譜要求，隊中還有人吹口琴。東初說：那時他的中樂都是無師自通的，二胡、秦琴、笛子都是自學上手。

 

　　不過，文協這小樂隊，在演出後便散隊了，東初也到學校當老師去。直至1957年，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簡稱「影聯」）希望找人組織一個像中國廣播民族樂團的樂隊，主動聯絡東初，他得悉後欣然應允。最初，也只集結了十多人，主要是奏些廣東音樂。翌年，工人俱樂部有一個籌款晚會，「影聯」為了在演出時陣容可以完整些，急向香島、漢華、勞校等中學「招兵」，結果樂隊人數增至三十多人。「影聯」一直有演出，而在1963年，更大膽地在一場音樂會裡演出《梁山伯與祝英台》，以民樂協奏，高胡獨奏者是陳清池。東初說，那時他還把改寫好的總譜帶到上海讓《梁祝》的原作者何占豪和陳鋼過目，得到他們的首肯。

 

　　「那時搞民樂是挺艱難的。」東初說。比方說，你拉二胡，卻發覺走遍香港都未必找到一個稱心的好二胡。彈秦琴的，把秦琴買回來通常都要把琴上的品全部移除下來重新黏貼過，因為都貼得位置不對的，不重貼音就沒法彈得準。練嗩吶的，在那些居住環境擠迫的年頭，也實在不知可以到哪兒練，結果是躲在被子裡去練。想起香港中樂團的資深樂手憶述，那時的二胡是沒有琴盒的，只能勞煩母親縫個布袋以方便存放、攜帶，所以，那時背着小提琴琴盒走在街上的，腰總是直直的，而背着用布袋存放的二胡上街，總是不自覺的垂頭，腰也不敢挺得太直……新一代大抵很難想像中國樂器的形象和地位曾是這樣的低下。事實上，據另一位香港中樂團資深樂手阮仕春憶述，七十年代中期，香港中樂團還處在半職業的狀況時，排練時間通常定在星期四下午，地點是香港大會堂高座八樓。為甚麼要選個時間呢？因為很多中樂好手為了謀生，晚上都要到中式夜總會裡去奏中樂……

 

　　話說回來，那時東初雖說是影聯樂隊的搞手、指揮，但樂隊裡的雜務不少都由他「一腳踢」，包括抄譜、搬凳搬樂器。那時要譜也未必有譜，常常是要靠他和樂手分頭從唱片裡把各樂器的奏法記出，再匯合成總譜。

 

　　說到樂譜，相信還有不少年過四十的中樂愛好者會記起，當日香港中樂團的資深樂手杜錫楚亦同樣記起，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東初在《香港商報》以「余思樂」的筆名主持了一個「歌曲愛好者欄」（直到八十年代後期才結束），專為讀者尋找中國歌曲、樂曲的曲譜，滿足了許多愛樂者的需要，其實也間接的在推動健康的音樂文化。東初還說，個別樂手，亦有為該報撰寫樂器學習方法的連載文章，如高胡好手李民超就以「余聽松」的筆名寫過教授二胡的連載。杜錫楚則說，他當年是去信問「余思樂」找二胡獨奏曲《三門峽暢想曲》的曲譜，等了近三個月，終於收到，而一看紙上的曲譜，那手抄油印的字體之美觀，比排版印的還要漂亮！這其實就是東初搞業餘樂團時練就的抄譜絕藝！悄悄地向讀者說句：筆者其實都收藏了一些「余思樂」寄來的手寫樂譜哩。

 

 

 

 

　　本文昨天發表於《信報》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