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馬粵語歌三襲香江

 

　　香港的粵語流行歌曲歷史，習慣以一九七四年為分水嶺，有人甚至偏見地認為七四年以前無粵語流行曲，而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則是香港粵語時代曲呱呱墮地的日子。從五二至七四這廿二年間的早期歷史之中，南洋的星馬地區一直對香港的粵語流行曲有重要的影響，比如說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唱片，最初的市場重點正是星馬地區而非香港本土。再者，據來自大馬的粵樂名家朱慶祥憶述，他在一九五一年的時候，在馬來西亞的百代唱片公司灌錄過一批粵語時代曲。可見，搞粵語流行曲唱片，星馬地區比香港還要早，是先驅者。

 

　　事實上，這先驅者，在一九七四年之前的廿多年間，曾先後三次颳起粵語歌的風潮，吹襲香港，而且影響都很深遠。

 

　　星馬地區的粵語歌唱片初次吹襲香港，時間約始於一九五三、五四年間。這段歷史的史料現在頗難在香港見到，因為這次風潮似乎只在民間勁吹，主流傳媒卻不見容。故此筆者只能從一麟半爪的痕跡中見到這次風潮的規模。

 

　　從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收藏的一冊出版於五十年代中期的歌書《最新粵語時代曲》，可見到一批南洋歌手主唱的粵語歌曲，這些南洋歌手的名字計有：周群、雲裳、白鳳、馬仔、李焯鳳、小鶯鶯等，甚至包括香港藝人鄭君綿。從歌書上的歌譜可知，這次吹襲香港的星馬粵語歌潮，不少歌曲屬詼諧逗笑的一類，比如由馬仔填詞兼主唱的《賭仔自嘆》、《標準戲迷》，馬仔與鄭君綿合唱的《棋王爭第一》（調寄《旱天雷》），當然也有通俗的情歌，如白鳳唱的《陌頭柳色》、鄭君綿和李焯鳳合唱的《熱帶情歌》等。

 

　　歌書中還收有鄭君綿主唱的《賣花曲》（調寄《襟上一朵花》）、《豪華闊少》（調寄《江邊草》）等。筆者過去曾在香港電台及商業電台搜尋過好些五十年代的香港粵語流行曲資料，卻從未見有這兩首歌。這似乎更讓筆者肯定，鄭君綿這些歌曲是在星馬地區灌錄的，並不見容於香港的電台，只在民間流傳。其實，由馬仔填詞兼主唱的《賭仔自嘆》，後來為何卻變成鄭君綿的首本名曲，現在也難作「案情重演」。但《賭仔自嘆》來自星馬，從歌詞用語亦有跡可尋，比如「食更青，頂肚癮，搵菜頭」中「食更青」一語，筆者請教過不少老人家，都沒有人解釋得到它的意思，估計是五十年代的馬來粵語用詞。

 

　　星馬地區粵語歌初次襲港，至少帶來兩項影響。其一是促使香港的唱片公司也多了炮製詼諧逗笑歌曲，其二是香港唱片公司見星馬製作根本無原創，在市場上流傳的情況仍甚佳，於是也漸無心於原創。

 

　　一九六五年，英國披頭四樂隊的歌曲風靡世界各地，星加坡歌手上官流雲灌唱了兩首據披頭四名曲填上粵語詞的《行快啲啦》及《一心想玉人》，這兩首歌不但在南洋一帶很流行，也很快就在香港流行起來，尤其是草根階層的人士，更是喜愛，《一心想玉人》中的一句歌詞「阿珍已經嫁咗人」也儼然成了人們的口頭禪。為此，片商嶺光公司還抓緊時機，拍了一部《阿珍要嫁人》，由丁瑩、朱江合演，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上映。這就是星馬地區粵語歌的第二次襲港。這一回襲港，流行的雖然就僅是這兩首被主流觀點視為頗俚俗的歌曲，但是其背後潛藏的意義不少。

 

　　簡單點說，《行快啲啦》及《一心想玉人》兩首歌以今天的概念而言，乃是惡搞披頭四的名曲，而這正好投合了香港草根階層人士的微妙心理。他們總是很容易的把披頭四樂隊跟阿飛、罪惡聯想在一起，既怯畏又抗拒，這時難得有像《行快啲啦》及《一心想玉人》的惡搞披頭四歌曲，於是樂得傳唱，借以宣洩對阿飛文化的種種不滿。當時是無網世界，既沒法自行惡搞後發表，便只能憑藉聽和唱商品化了的「惡搞歌曲」，俾得到同樣的宣洩效果。

 

　　六十年代後期，來自馬來西亞的鄭錦昌，一心抱着要來香港唱粵語歌的想法，來香港闖天下，結果真讓他唱出個名堂來。加上約在一九七二年左右登陸香港的星馬女歌手麗莎，發展成鄭錦昌麗莎時代，是為星馬粵語歌的第三次襲港。在同一時期，香港的中文流行歌曲市場更多地是由台灣國語時代曲歌手主宰，如青山、姚蘇蓉、尤雅等。鄭錦昌、麗莎能在這種形勢之下佔得一席位，殊不簡單。

 

　　這星馬粵語歌的第三回襲港，所流行的歌曲還往往都有以下的特點：曲調往往是採用較傳統的廣東小曲，歌詞卻通常是新填的，比如鄭錦昌的《禪院鐘聲》（原曲為同名廣東音樂）、《唐山大兄》（原曲為廣東音樂《龍飛鳳舞》），麗莎的《相思淚》（原曲為周璇唱的《四季相思》，亦曾用作粵劇小曲）、《分飛燕》（原曲是廣東音樂《楊翠喜》，歌曲原名《囑咐話兒莫厭煩》，原唱者是陳浩德和甄秀儀）等都是典型的例子。這時期，鄭錦昌也有一些歌曲是改自新近的國語流行曲的，像《鴛鴦江》改自《水長流》、《今天不歸家》改自《今天不回家》、《小嬌娃》改自《又像細雨又像風》，都是同期台灣歌手青山、姚蘇蓉等人的名曲，但流行程度是遠遜於上述的幾首舊小曲填新歌詞的歌曲。這至少說明，當時喜聽鄭錦昌、麗莎的歌迷，音樂口味上頗依戀傳統。

 

　　再說，鄭錦昌和麗莎的粵語流行曲唱片，也重唱了不少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經典歌曲，如《紅豆相思》、《秋月》、《載歌載舞》、《勁草嬌花》、《一水隔天涯》、《好青年》、《檳城艷》、《漁歌晚唱》等等，可說是重溫經典的好機會，不過，這方面我們難以知道樂迷的反應，至少是在傳媒方面，完全感受不到。

 

　　星馬地區的粵語歌廿餘年來三襲香江，其中第一次由於年代久遠，現在很難知道具體的流行情況。但從《賭仔自嘆》的傳揚不息，便足以說明這次初襲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至於第二及第三回，流行的盛況都是熱烈而鼎沸的。

 

　　要是問，星馬粵語歌唱片為何於一九七四年前能在香港這樣風光？粗略分析一下，最先決的原因乃是在五六十年代，一般香港人根本看不起粵語歌，因此本地的唱片公司雖然不乏有意炮製粵語歌唱片的，卻因缺乏市場的支持，難有資金做好製作，也因而難有好曲好詞好錄音誕生，最後自然也繼續被歌迷看不起。比如說，香港的鄭少秋早在一九七一年便開始灌錄粵語流行曲唱片，但那幾年他的唱片市場反應並不大，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秋官是這樣早便唱粵語流行曲的。星馬地區搞粵語歌，優勝之處是當地的粵僑很少看不起粵語歌，因為他們長居異國，能聽到鄉音就已經很欣喜，怎會看不起粵語歌曲呢？故此，星馬的唱片商炮製粵語唱片，背負的包袱甚少，因為不虞被歌迷看不起，歌曲不需原創，題材老套可以，歌詞俚俗亦無妨，不愁粵僑不捧場。

 

　　星馬地區的粵語歌唱片竟可以在香港有市場，除了星馬唱片商喜出望外，也說明了這些歌曲實在是香港中下階層人士很需要的精神食糧，既然本地製作難找（找未必難找，只是因為受歧視，連宣傳一下都難所帶來的影響）到這些東西，當然會轉而他求。

 

 

 

鄭錦昌勇當粵語歌先鋒

 

　　《詩經》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星馬粵語歌幾次襲港，當中的某些現象是甚能對照出香港流行音樂發展歷程裡的問題。

 

　　鄭錦昌近年仍時常來香港開演唱會，也不時接受訪問。其中，他多次提到初到香港的情況。那時應是一九六八、六九年，他在大馬的歌唱事業發展遇困局，於是過埠到香港尋求新發展。他滿懷希望，但未幾便發覺，歌廳、夜總會等娛樂場所，竟然沒有人唱粵語歌，全都是唱英文或國語歌的。他向來自新加坡的藝人野峰請教：「為何香港沒有人唱粵語歌的？」野峰答道：「千萬不要提粵語歌，不登大雅之堂。」後來，在一九六九年七月，終於碰到一個機會，可以在無線的《歡樂今宵》演唱三首歌，他決意在最後一首歌時唱粵語歌，唱了《秋夜》（有些訪問版本說是《海上風光》），翌日報上竟有讚賞的反應。往後，鄭錦昌在香港的粵語歌之路漸走順了，頻頻在歌廳夜總會登台，高唱粵語歌！當時這些娛樂場所，歌手們依然只唱國語歌、英文歌，顯得鄭錦昌是鶴立雞群。

 

　　鄭錦昌初來香港發展的遭遇，筆者總會聯想到一九七六年台灣校園民歌運動裡的戲劇性的一頁，通常稱作「李雙澤的可口可樂事件」。簡單地說，這次事件掀起了一場爭議：剛發展起來的校園民歌應該唱中文還是英文，結果當然是「唱中文」的一派取勝。

 

　　六十年代後期，香港年青人受披頭四樂隊熱潮影響，紛紛組流行樂隊唱歌，但他們全部是唱英文歌的，即使自己創作的也是。那時並沒有一個「香港李雙澤」走出來呼叫大家思考香港年青人唱樂隊歌曲該唱中文還是英文。這自然是因為當時粵語歌地位低下，沒有人看得起，也因為其時年青人受的是殖民教育，以能說英語為榮，唱英文歌感覺當然就更好，怎會想及歌詞語言的問題呢？

 

　　一九六八年年中，許冠傑與周華年、李松江、張浚英、蘇雄組成的「蓮花樂隊」，是剛開台不久的無線的節目《青年節目》的基本台柱，已頗有名氣。如果當時許冠傑帶領的蓮花樂隊意識到唱歌應該用母語，粵語歌的復興期可能從一九七四年前移六年。當然，這只是假設。事實卻是，一九七一年，許冠傑在無線電視《雙星報喜》節目中試驗性地發表了《鐵塔凌雲》（節目中歌曲的名字是《就此模樣》），只是有過小小反應。直至一九七四年之前，香港的粵語歌潮流乃是由鄭錦昌、麗莎主宰。

 

　　其實，流行樂隊唱粵語歌，那時也不是沒有人想像過的。由蕭芳芳、薛家燕等合演的粵語電影《花樣的年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映），影片中，蕭芳芳與薛家燕、葉青、鍾叮噹、沈殿霞組成了一支女子樂隊，自彈自唱，唱的就是粵語歌。這影片中的曲詞，筆者看過，沒有聽過，卻看得出是先詞後曲的。但想像還想像，只能在粵語片裡出現，而現實中真正有樂隊唱粵語歌，是在六、七年之後的溫拿樂隊。

 

　　鄭錦昌一心一意要來香港唱粵語歌的那種姿態，是有點「香港李雙澤」的意味，可是他畢竟是外來歌手，代表不了香港。無論如何，這顯示了那個時期的可悲，以粵語為母語的香港人，沒有人想過要在現實的舞台上唱粵語歌，反而是外來的星馬地區歌手代香港人去這樣想並且也這樣唱出名堂來！

 

 

 

　　註：以上文字，俱於昨天發表於《大公報》B11版「周日文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