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容冠傑謳十女，不齒君綿咒阿飛？

 

　　「十女」，即《十個女仔》；咒阿飛，即《飛哥跌落坑渠》。近日看舊報看至一九五八年，見到電影《兩傻遊地獄》的廣告，也見到鄧寄塵「在報上」談《兩傻遊地獄》，自然就想起該片的著名插曲《飛哥跌落坑渠》，也想起許冠傑的《十個女仔》、《佛跳牆》、《追求三部曲》之類。當然也再次想起黃霑論文裡那段偏頗得一直使筆者很介意的話：「粵語時代曲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好像《哥仔靚》、《飛哥跌落坑渠》等一類歌曲，即使用今天二十一世紀的開明眼光看，歌詞仍然有『難登大雅』之感，無論怎樣敝帚自珍，也不能改觀。」

 

　　其實，《飛哥跌落坑渠》與《十個女仔》、《佛跳牆》、《追求三部曲》等歌曲屬同類作品：用語都是通俗中帶粗俗。但後幾首歌曲由於唱者的身份、地位，加上是原創，於是彷彿可以登大雅。《飛哥跌落坑渠》是舊曲新詞，而唱者身份從來不覺超然，因而也影響到歌曲的地位與形象，人們總是不齒。

 

　　而今細想，《飛哥跌落坑渠》潛藏的「意義」很不少，怪自己以前是忽略了。

 

 

 

　　首先，願意灌製這首歌（部電影裡的所有插曲）的，是娛樂唱片公司，是以任白粵劇唱片為鎮山寶的老牌華資公司。該公司由也曾玩粵樂玩得不錯的劉東主理，以錄音質素高而馳名。《飛哥跌落坑渠》由娛樂公司灌製，錄音肯定並非「粗製濫造」。

 

　　其次，原裝正版的《飛哥跌落坑渠》，是由顧嘉煇（當年卻是稱作顧家輝）編曲的。煇哥編的曲，誰敢說「粗製濫造」？

 

　　其三，《飛哥跌落坑渠》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來說明，不少紅伶只願意所唱的粵語歌曲為電影所用，一旦錄進唱片，就極不願意。在電影《兩傻遊地獄》裡，《飛哥跌落坑渠》是由新馬師曾、鄧寄塵、鄭碧影、李寶瑩四人合唱的，但翌年推出的電影原聲唱片版本，歌者變成是鄧寄塵、李寶瑩和鄭君綿三人。新馬師曾貴為紅伶，從來不願意所「唱」的「粵語流行曲」灌成唱片。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兩傻遊地獄》公映的第二天，《星島晚報》刊出了這部電影的投資者鄧寄塵的文章：「談《兩傻遊地獄》」。這段文字我以前在《兩傻遊地獄》的電影特刊上已見過，但倒不知是先刊在報上還是特刊上的。最吸引筆者注意的自是鄧寄塵在文中說到：「關於歌曲問題，我以為唱來唱去都是二王、滾花或小曲，千篇一律，是不夠刺激的，所以我和導演多項（疑是「番」字之誤）研究，乃決定由胡文森先生將最新流行的西曲，改成粵語唱出。新馬師曾執起曲本收音時，也認為別創風格。」可見這也徵兆着，在電影人眼中，紅伶當道逢電影必唱粵曲風味歌調的日子到頭了，要思變了，而變的捷徑乃是拿西曲填詞，當中自然也具有宜順應漸壯大的歐風美雨的心思，覺得歐風美雨就是時尚（誰又會管這是文化侵略）。看看《兩傻遊地獄》的電影廣告，強調「枝枝西曲唱粵語」，大抵是，「一般市民」也愛西曲，苦於「唔知噏乜」，現在好了，有西曲粵唱，過癮得多。

 

　　反諷的是，唱的是西曲，卻用來咒罵西化了的飛哥──認定西化了的後生仔都是墮落的。內地愛說打着紅旗反紅旗，香港人那時卻是唱西曲反西化阿飛！

 

　　在《兩傻遊地獄》的電影廣告裡，還可見到兩項訊息。其一是「作曲：胡文森」，其實胡文森只是負責填詞，可見在1958年的時候，香港人還是認為寫詞這種工作可稱為「作曲」。其二是「鄧寄塵今天下午二時繼續在麗的呼聲播本片劇情」，這是當年電影慣用的宣傳方法：在電台上播講影片的部份劇情，以吸引人們進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