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談電影歌曲」

 

　　武俠小說大家金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為電影編劇，筆名林歡，因而也曾為好些電影創作過電影歌曲的歌詞。近日，在一冊《長城電影歌集》（長城畫報社1956年9月出版）裡的前言部份，見到一篇「林歡」執筆撰寫的「談電影歌曲」。金庸談電影歌曲，實在罕見。

 

　　在一個關於電影的座談會中，談到了電影中的歌曲問題，大家認為這是組成電影的重要部門之一。一位姓張的先生說，他從前看的電影都忘記了，但是《漁光曲》和《畢業歌》兩首電影歌曲還是印象非常深刻。讀者中大概有許多人會唱《義勇軍進行曲》、《大路歌》、《夜半歌聲》等電影歌曲，而看過那些電影的人卻恐怕不多了。電影傳播了歌曲，而許多有價值的歌曲獨立了起來，流傳得比電影更廣更長久。

 

　　事實上，有聲電影的發展與歌曲就是分不開的。一九二六年，美國華納公司攝製了第一部有聲片，亞爾鐘森在片中只說了五個字，「喂，媽，聽這個」（Hey, Mon listen to this），接着唱了兩首歌。這幾個字和兩首歌使紐約和世界各大城市的觀眾擺了幾個月長龍，挽救了華納公司瀕於破產的境地。蘇聯初期的有聲電影如《生路》、《金山》等影片中，歌曲也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因素，後來許多著名的詩人為影片寫歌詞（如寫《祖國進行曲》歌詞的列捷別夫──庫馬契），著名的作曲家為影片寫歌曲（如蕭斯塔科維奇寫了流傳至今的電影曲子《清晨在接我們》），使電影歌曲的品質更日漸提高。我國的國語片和粵語片也一向注重電影歌曲，這與大多數的觀眾的要求是一致的，是一個良好的現象。不過這種情形有時被個別的影片導演濫用了，不論歌曲與影片的情節、思想是否合適，在電影中大量而隨便的使用起來，甚至發展到「歌唱ＸＸＸ」為片名的地步，這當然不會有好效果的。

 

　　電影歌曲有各種不同的作用：有的是為了某一個場面的個別情節所需要，如《歡喜冤家》中作催眠曲用的《慈母曲》；有的是抒發歌唱者的心境，是一種詩意的美化的語言，如《小舞孃》的主題曲；如《深閨夢裡人》的《夢裡人》；有的是作為全片的音樂背景，以襯托整個影片情調風格，如《蘭花花》的主題曲；有的是整部影片思想的概括，如《絕代佳人》的《綵舞曲》，其中表示了反對戰爭以愛國愛民的主題（博主按：金庸這裡舉的俱是《長城電影歌集》所收錄了的電影歌曲）。但不論那一類的電影歌曲，其創作時都比普通歌曲要求得嚴格。因為這不僅僅要有優美的詞句和音樂、要有活潑新鮮的思想和形式、要使觀眾容易了解和欣賞，而且還要和電影的情節與人物發生密切的聯繫。這些人物有一定的思想性格，他們所唱的歌不但要符合他們性格的發展、感情的變化，而且要符合於情節中的矛盾與衝突。

 

　　如果是主題曲，還應當與全片的整個風格一致，有用交響樂加以豐富、發展和變奏的可能性，使得一切場面中都能適應。

 

　　因為電影歌曲的撰作要求比較嚴格，所以詩人和作曲家常常化了更多的心力。替《幸福的生活》一片寫了著名的《紅莓花兒開》等歌曲的杜納耶夫斯基認為，電影歌曲所以流行，主要倒不在於銀幕的強大宣傳能力，而是在於人和作曲家在替影片寫歌時的奉獻了全部創作努力、全部才能與技巧。一支好歌因處理不當而在電影中不受人注意之後，常常會因無線電、唱片等的介紹而重新得到了生命。

 

　　由於觀眾的熱烈愛好，由於影片本身的藝術要求，電影歌曲需要影片編劇、導演與寫歌曲的詩人、作曲家予以極大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