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羅鏘鳴前輩相交，神交筆談的時候為多，但他很清楚我的多重身份，是樂評界後輩，也是填詞愛好者，又是香港業餘填詞人協會的執事者。
1983年初，我當上了香港業餘填詞人協會的主席，搞的最初幾項活動，是1983年2月6日的鄭國江填詞講座，同年3月13日由周慕瑜（羅鏘鳴）主持的「填詞座談會」（這次是只歡迎會員，是非公開的）以及4月24日的卡龍（葉漢良）填詞講座。其中3月13日那個「填詞座談會」，是我跟羅前輩第一次見面。
由於之前剛寄了一批詞稿到《唱片騎師週報》請羅前輩評改，所以這次座談會的會前會後，他都不時跟我談及那批詞稿，尤其是當中的一首《四月五日晴》，他歉意地說當初忽略了這詞作是「日記體」……
座談會後，大家簽名留念
除了搞講座與座談會，尚記得曾搞了一次會內活動：指定曲譜，讓有興趣的朋友各自用它填上詞，然後一併交予羅前輩批改。不過，把收集得的作品交予羅前輩後，卻數個星期都沒有消息。至1983年七月下旬，才收到羅前輩的大函，除了有關的作品評改外，還另附一信：
黃志華兄：
一拖近月，連抱歉的話也說不出口了。這幾個月來，實在公私兩忙，顧得東來顧不得西，大大小小的事忽然間都堆在一塊。最重要的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未來（也許兩三個月，也許半年）可能有重大變化，現正在進行安排，由於結果不操我手，目前不能詳說，又或者依然故我，變不得。
我對「歌曲界」已經意興闌珊。《成報》的「談歌說樂」，最快八月最遲九月，決定從此擱筆。不會「復出」了，任由他人扮演「周慕瑜」，我這個周慕瑜將永遠消失。唯一的困難是《唱片騎師週報》的「周慕瑜之頁」，在個人的「變化期」來臨前，我可能改用另一名字（例如羅慕瑜之頁），但也不打算再談歌論詞了。
祝好！
羅鏘鳴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讀了這封信，深感婉惜！羅前輩的樂評，一直是筆者學習取法的對象，而且深信在香港是沒有誰能超越他的水平的，但以後他不再寫了……
過了一兩天，忽然接到羅前輩的電話，具體的對話內容當然不可能記得，重點是問筆者願不願意接手他在《成報》所寫的「談歌說樂」專欄，其中必須接受的條件是仍得用「周慕瑜」這個筆名。聽到羅前輩的說話後，是喜懼交集，一時也不知如何決定，最重要的是自覺水平跟他距離甚遠，恐有負「周慕瑜」這個名字。其後，不時想到羅前輩那些心聲文字，又想到自己其實是非常鍾愛寫詞評，熱心向別人推介歌海遺珠，既蒙羅前輩看得起，邀請接手，是不該推辭的，因為，我相信羅前輩主要是不想任由《成報》那邊找人來接棒，他寧願自己找。這方面，我的思想容或太單純，不會想得太多太遠太複雜（比如說，多個月後，記不起是韋然還是潘偉源說的，在羅前輩找我接棒之前，是找過他們二人的，筆者只是第三人選）。心意既決，便致電回覆羅前輩，表示願意接「周慕瑜」這個棒。當然，對我來說，這是一場新的嚴峻考驗：自己既有《香港商報》的工作及幾乎天天見報的專欄，《青年周報》和《搖擺雙周》亦已各有一個專欄，而今再加上在《成報》寫一個天天見報的「談歌說樂」專欄，工作壓力是空前的大。尤其感到緊迫的是，我僅有幾天時間去接手這個新專欄。
1983年8月1日起，是筆者正式接過「周慕瑜」這個棒子，在《成報》「談歌說樂」專欄發表樂評文字（這個專欄一直寫至1998年4月30日始結束，是筆者有生以來寫得最長日子的一個專欄，時間逾十四年半）。記得是用了年多兩年的時間去適應這種陡增的工作壓力。一方面，自感水平距羅前輩很遠，只能努力地用心地寫，誠惶誠恐；另一方面，筆者總相信一張新唱片須得聽它十來遍才好判定內裡的歌曲的動聽與否、詞曲的配合與否，這是使自己的時間更難以夠用。再者，那時連傳真機都尚未普及，交稿只能親自拿到報館去（郵寄是很不放心的），這亦是很花時間的事，即使一周交一次稿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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