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節說送花收花（周耀輝舊文）

 

　　這兩篇文字是刊於1991年2月13和14日的《信報》的。九十年代初的時期，周耀輝常有文稿在該報發表。而今重看這篇應西洋情人節的文章，可以見到他對事對物的看法都頗有獨到之處，以李笠翁的說法：「說話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脫；行文不板實，一篇之內但有一二段空靈，此即可以填詞之人也。」本來，想在情人節正日貼出這兩篇文字，誰知人算不知天算，CU卻在這兩天升級博客服務。

 

　　也不是從來沒有想過的，只是今年不知道給甚麼其他的遮掩了，要不是Ｃ問我有沒有興趣寫點關於情人節的東西，恐怕我要看到塞滿我家信箱以至各大雜誌周刊的訂花廣告，方才省起，呀！情人節到了，要不要送花呢？──且先別管送給誰的問題。

 

　　我有沒有在情人節送過花給人呢？記憶之中好像沒有，而我清清楚楚的知道，當我說着這話的時候，心裡頭不是沒有半點自豪的。為甚麼要自豪呢？因為在我的感覺裡，我又好像成功地抗拒了這個世界要求我做的一件事。於是我不送，於是我自豪。

 

　　我有千言萬語來證明我是不該送的。例如一來唾手可得的鮮花又怎能盛載得了我的一切呢？（感動嗎？）是不是還有一些更像我的方法來表達我的心意呢？況且，我們的關係如何，我們的交情深淺難道還不心裡有數，緣何要等到情人節這一天才來個特別的表示呢？

 

　　我只願在情人節這一天能「如常」地度過。倘若今天一切如常，而仍然有信心大家能夠繼續走到明天去，我又何須假借一束據說溫馨浪漫的紅玫瑰，來印證我們所過的眾多昨天都是溫馨浪漫的，甚至相信未來也必可如此。送與不送，原甭掛齒。但，我為甚麼選擇不送呢？先前還可推說忘了這無關痛癢的問題，如今想起了一大堆，我又怎樣呢？聰明的商人、廣告人、 電視人乘着一眾空虛所製造出來的風氣，令到社會上不少人都送了，而我卻不肯，說穿了其實都受着同一樣的牽引，墮進同一的局裡。既然同為局中人，反過來我又好像對世人的欣賞多了一點。無論情願、被迫、半推半就，無論如何被資本家剝削，中了廣告商的着，至少他們確曾想過令他們的那一個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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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最最擔憂的是，倘若今個情人節在我「非常男人地」埋首工作的時候，忽然有人把一束鮮花送到我的辦公室來，我會怎樣呢？（莫自大。）

 

　　基於這樣的事從未發生過，我只好盡我所能想像一下當時可能的情景與心情。

 

　　首先當然會芳心大亂了。待稍為平復下來，開始留意周圍的目光之後，尷尬地便會想起如何安置這束花的問題來。一個男子的辦公桌上又怎會恆常地放着插鮮花的瓶子呢？

 

　　花終於插好了。解決了這個實際的問題後，像我這樣多心的人，自然又會想想 ── 旁人會怎樣看我呢？倘若我的同事因着這束花的緣故，以為我已經是某人的男友（男人），那樣便不好了。我當然明白一束花只是代表一份心意，那條絲帶解開來便應棄掉，而不該繫在我的脖子上，向世人宣布我是送花者的某人。但這個世界卻往往寧願尊重主權而不一定是人權的：名花既有主，便不好意思再約他吃飯行街看電影了。要是這個世界不是這樣，也許我會收得從容一點……。

 

　　我又胡思亂想了。為甚麼我不能感受收花這樣單純的喜悅呢？說起來也不是不可憐的，我其實好希望我可以因着簡單不過的一些舉止和心意而喜悅。說到底，也許是我這個男子不懂得怎樣從容地接受人家對我好。

 

　　寧願心懷叵測，也不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