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梅《男子作閨音》瀏覽記

 

 

　　在書店裡見到一本新書，書名是《男子作閨音──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男扮女裝現象研究》，書架上僅此一本，看來是來日再來才買就會沒法買到的情況，所以雖是厚近四百頁的長篇論著，還是決定即時就買下。

 

　　剛修畢文化研究裡的性別議題課，對這類題目甚是有興趣，再說，「男子作閨音」是中國古典文學裡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倒又真沒有幾個人深入探討過。不過，這個題目委實大，因為綿延二千年的中國古典文學歷史裡，「男子作閨音」的情況從沒有間斷，要研究起來，千頭萬緒，工夫可不少。

 

　　這近四百頁厚的書，筆者礙於繁忙的別事，是只能匆匆瀏覽一遍，或者要待到以後需用時才再細讀其中的章節，這看來也有點辜負作者的心血。這裡試摘引書中的一些論點，讓暫時未逢上此書卻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分享。

 

　　「男子作閨音」，書的作者張曉梅認為他們常常會選擇三類面孔：民間女子如征婦、商人婦，貴族女子以及青樓女子。由於這些女子的身份地位的差別，其抒情功能就很不同。

 

　　何以中國文人愛作「閨音」，張曉梅其中一個觀點認為，秦漢以後，士人與君權的關係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以「朕一人」為中心的一元集權化結構，使士大夫依附於皇權，本身沒有獨立意義。男子在這種倫際關係裡，地位特殊，以男女、夫婦關係來說，他們是陽，而作為人子、人臣的地位來說，他們只能屬陰。「臣妾」式的寫作姿態是政治教化的君臣夫婦間之禮向文學領域的自然延伸。作者還說：「男人在內心抑鬱不平之時，借助女人之怨，找到了愉悅身心，釋放失意、惶恐、焦慮的負面情緒，從而實現了本我、自我與超我之間的平衡。」

 

　　其實在春秋戰國時代，外交上常以《詩》來喻事，亦常有以男女之情事喻政事者，如作者舉《左傳》裡的一個故事，魯執政季文子引《氓》來埋怨晉侯的反覆無常，以女子喻指魯國，用變心的男子喻指失信的霸主晉。這可說是「男子作閨音」的一種先聲。在中國古典文學長河裡，無疑以男女關係喻君臣是肇端於屈原的《離騷》，而張曉梅認為，屈原之後，是曹植將文人詩歌的創作引向了「準婦女題材」和「偽婦女題材」的方向，他是男子作閨音中托作一類當之無愧的繼承人和發揚者。

 

　　宋詞乃是「男子作閨音」大盛的歲月，張曉梅認為是得力於宋代帝皇的「勸樂政策」，而且亦是「詞」的場域規則：在宋代，從歌樓酒館、瓦舍市井中的新聲巧笑、按管調弦到雅致的達官貴人的家宴，演唱者都是清一色的女性。這就決定着詞要以「婦人態」的綺艷柔婉為本色。只是，到了元明清等朝代，「男子作閨音」亦從未斷絕。然而，單以宋人自己而言，有時也甚是矛盾，士大大一方面群起作閨音之詞，以至「文章豪放之士，鮮有不寄意於此」，但另一方面，又輕視這類詞作，「隨亦自掃其跡」。張曉梅把宋詞裡借女子之口寄托邦國興衰的隱憂幽恨、個人志節的摧抑坎坷，分為三種類型：晏殊型、秦觀型、辛棄疾型。這種分法，或者還有可商榷之餘地。

 

　　張曉梅在書末的「餘論」裡，說的卻不再是「男子作閨音」，而是中國古代文學文本裡「女越男界」的情況，讓我們的視野更寬敞。張曉梅認為中國古代女越男界的文本可分成三大類：大凡女才子、女學士科歸入「梁祝型」；大凡女將軍、女俠、女豪傑、女英雄等都可歸入「木蘭型」；大凡女狀元、女進士、女駙馬等都可歸入「崇嘏型」。張曉梅最後不忘補充：更有一部分女子雖然沒有易裝，她們的生活卻又駛入了另一個頗為不同尋常的軌道──同性戀。

 

　　在正文的最後一頁，作者說：

 

　　在男子發出陰性聲音的同時，婦女卻在向陽性趨近，兩性都試圖在異性角色中尋找另一個自己，孫康宜將之稱為「文化的男女雙性（cultural androgyny）」。文學史上這種紛紜錯雜的「拉鋸」現象乃是傳統中國文化及歷史的產物，如何擘肌入理地揭示這些現象折射出的文學與文化意蘊，是今後我們研讀古典文學所需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