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歌曲與社會變遷（1979）（二）

 

　　二　諷刺社會為主題的歌曲日漸增加

　　中文流行歌曲的傳統雖然是以艷情為主，但對目睹的怪現象，有所感而不吐不快的詞人也是有的。生活在社會裡的作詞人，也深感到都市人空虛和徬徨的心境。都市人的拜金主義、老闆的刻薄、人與人的隔膜、利己主義高漲，都成為作詞人的描寫對象。

 

　　另外一個原因是新一派的作詞人興起。他們利用地道的廣東語寫「現實歌」，比起上一輩的外省作詞人來得更為坦率，敢於表露對於社會現狀的不滿。正如《奮鬥月刊》所登載：「一九七○年初期，是流行音樂歌曲創作的尷尬時期，當時老一輩成名作家李雋青和姚敏等相繼去世，新一輩尚未有人可以接班。……（李雋青和姚敏都是寫國語時代曲的，拿他們來與粵語歌寫詞人相提並論是頗不恰當，相提並論的應該是蘇翁、葉紹德、羅寶生等前輩粵語歌詞人罷）」而另一方面「以社會為題材，利用一段熱門新聞借題發揮，夾雜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說些像有分析、發人深省的說話──這些特點構成了第二代粵語曲的先鋒組成部份」（此段摘自《奮鬥月刊》創刊號）

 

　　當時蓮花樂隊主音歌手許冠傑創作了一首地道的廣東歌《鬼馬雙星》，震撼了沉睡的樂壇。歌詞中「求望發達一味靠搵丁」的論調，受到文化界人士的猛烈抨擊，但這種表現生活的趣味，一針見血的歌詞，卻為群眾接受，為作詞人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這一批寫詞人眼中的世界，是經過他自己主觀的過濾，有時候為求取得共鳴，會不惜嘩眾取寵。不過，諷刺歌曲的內容也不可以隨意發揮，好像近期一首粵語歌曲《新區自嘆》（大AL張武孝主唱），因為一句「警察拉人零舍慢」，而被官方非正式地杯葛。而林子祥（本地著名男歌手）（不知原文為何要加一句這樣的按語，既是「著名」，就不該再附此按語罷？）的《各師各法》亦遭禁播（此事筆者完全不知哩），所以作詞人也不能完全根據自己的想法寫詞。作詞人在寫諷刺歌時，一方面是反映現實，而另一方面也受到主觀思想、唱片公司和政府的影響。

 

　　三　愛情歌曲仍然稱霸

　　男歡女愛一直是流行歌曲的主題，因為寫愛情歌曲最容易獲得共鳴，也很討好。愛情歌曲近年有減少的趨勢（這個研究是以流行榜上的歌曲作研究樣本的，是以有這個說法，其實愛情歌曲從來都是流行音樂工業的生產重點，向來不會減少的），是由於其他類型的歌曲急劇增加，把愛情歌受歡迎的百分率減低（但愛情歌實際數字還是有增加的）。七八年第二類受歡迎武俠歌，很多便混雜了男女愛情友誼等內容。

 

　　此外，愛情歌受歡迎程度下降，是由於早期的中文歌曲水準甚低。如黃奇智在《時代曲綜論》中批評說：「三數年前有一種尖叫狂嚎，扯髮搥胸的台灣怨婦哭街式時代曲極為流行。那時候有人認為這些歌曲非常嘔心，但也有人認為這樣的歌非常『新』，而且有『突破性』……」但這類歌曲格調日久不變。至有其他較為新鮮的題材出現時，愛情歌便不再這麼受人擁戴了。（黃奇智指的那些怨婦哭街式時代曲，當是七十年代初期台灣的一類歌曲。七四年粵語歌在香港振興後，這種「怨婦哭街式」歌曲早成絕響，而這篇論文卻要拿來跟七十年代後期的粵語情歌相提並論，是此文的另一大不恰當。事實上，七十年代中期的《啼笑因緣》、《雙星情歌》、《田園春夢》都不知多受歡迎，七十年代後期的《願君心記取》、《茫茫路》、《陌上歸人》、《眼淚為你流》也是很受歡迎的情歌，愛情歌曲的受歡迎程度何曾下降過呢！大抵，「其他類型的歌曲急劇增加」確是真的，且流行起來的亦不少，那段日子真是一個題材多元的歲月。）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