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歌文化歷史研究者,喜歡鑽研文字與音樂的創作,也喜愛數學與棋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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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2 08:55:42
唱自己的歌
早年台灣現代民歌運動最有象徵意味的一幕,就是李雙澤的「可口可樂事件」,「公路」引用了張釗維書中的記述:
1976年冬,一如其他大學的學生活動一般,位於台北盆地旁的淡水鎮上的淡江文理學院舉辦了一場以西洋民謠為主的演唱會,主持人為當時頗負盛名的陶曉清。
節目進行到第二位演唱者,李雙澤,這是一位淡江的校友。除了結他之外,他還提了一隻可口可樂瓶上台,他首先與全場觀眾、第一位歌手及陶曉清之間有一小段問答,大意如下:
李:〔向全場觀眾〕從外國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在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向第一位歌手〕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甚麼滋味?
第一位歌手:只要旋律好的歌,中國歌外國歌都唱。
李:那麼我們請今天主持的
陶:今天我來主持節目,沒想到還要來考試!並不是我們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請問中國的現代民歌在甚麼地方?
李:黃春明在他的《鄉土組曲》中說:『在我們還沒有能力寫出自己的歌之前,應該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們能夠寫出自己的歌來為止。』
陶:那麼,我們就請您給我們唱幾首吧!
接着,李雙澤唱了三四首閩南語的台灣民謠,包括《補破網》、《恆春之歌》、《雨夜花》等,以及國語的《國父紀念歌》。其間,台下的觀眾有鼓掌叫好的……李雙澤有些憤怒地向台下喊道:「你們要聽洋歌?洋歌也有好的。」隨後李雙澤唱了卜戴倫的《Blowing in the wind》,然後下台。
這一象徵舉動,影響了其後台灣現代民歌運動要「唱自己的歌」的強烈意欲,年青的學生紛紛嘗試創作和演唱屬於自己的中文歌謠。
筆者在腦裡思索,誰是香港的「李雙澤」?要說青年人大群大群的玩band唱歌,香港肯定比台灣來得早,自披頭四的狂飆在英國漫捲過來,香港的青年人就唱個不停。那時台灣的年青人大抵沒有多少對流行音樂這樣沉迷。可是,那時候,香港的青年人也並沒有誰想到要唱用自己母語寫的歌,他們都樂於唱英文歌,大都是英美最流行的,即使有創作,都是以英文唱的。
這現象背後,最簡化的說法或者是港英殖民政府的的統治及教育策略的成功:番書仔都以能說英語為榮,也以能唱英語流行曲為榮,並不覺得不用中文唱歌有何不妥。由此筆者亦想到台灣在1930~40年代的日治時期,由於備受日本統治者的高壓,台語歌反而因此生命力強橫,生生不息,產生很多經典名作。後來國民黨去了台灣,對台語歌的壓制,比日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台語歌雖然因而很少新作了,但老歌依舊傳唱不輟,像李雙澤這樣的七十年代年輕人就仍懂得唱,唱後人們也很有反應。然而,英國政府統治香港,很早就採取懷柔手段,粵語歌竟因此欠缺茁壯的條件。當然,這主要是香港人自己長年都不重視它。其中除了政治上、階級上的因素,另一個原因也是很妨礙早年粵語歌的發展的,筆者稱為「小曲觀念」,這種觀念來自粵劇粵曲界,他們以唱梆黃為正宗,「小曲」則只是點綴,甚至還被稱為「生聖人」。所以,早期粵語歌不僅是被南來的商人文人不齒,被番書仔鄙夷,也很受「本是同根生」的紅伶輕視,變成處處受踐踏,儼如棄兒。比方說,當時不少紅伶,比如說新馬師曾、白雪仙、鄧碧雲等,在電影裡唱了不少新創作的歌曲,但他們絕少會專誠把這些屬「小曲」性質的新歌灌成唱片,這現象使很多早期粵語歌得不到較好的傳揚而湮沒,因為如果他們能主動灌唱,相信會有多一點的粵語歌曲流行起來,就如少數肯唱的紅伶如芳艷芬,就把《荷花香》、《檳城艷》、《懷舊》等都唱紅了。要是這樣,早期的粵語歌曲發展,形勢肯定會改觀很多。
(未完,續文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