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洛楓的張國榮研究

 

 

　　洛楓在她的新著《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裡，一開始便坦言這是戲迷學者的撰述，也指出西方有這樣的論點：總認為「戲迷學者」的情緒感性會破壞學術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學者戲迷」則會妨礙論述對象的客觀，但洛楓並不理會這一套，認為客觀與主觀、情感與理智不可能如此決絕區分，因為研究的對象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筆觸來對待的！

 

　　是的，不管是文學還是人文科學，研究對象一旦是「人」，就免不得一個「迷」字，好比研究李白，學者會研究至自己化身成李白，但又要在適當的時候跳出來，觀照李白這研究對象的種種。讀洛楓這新著，筆者覺得，洛楓其實已很理智，懂得在適當時候跳出來。反而倒是筆者自己心中有魔，看書時，時刻提醒自己這是哥哥迷學者寫的書……縱是如此，哥哥迷學者去研究張國榮，畢竟還是有優點的──那就是會看到很多普通人忽略了的事與物。

 

　　普通人看張國榮，還不是歌星或演員一個，甚至想不起他是同性戀者，在舞台上銀幕上作過多次易裝演出。洛楓的撰述，除了多角度地讓我們重溫張國榮九十年代以來的各種藝術成果，也帶出許多尖銳的性別議題，並反映出香港社會在這些議題上，其實還很保守很落後，充滿偏見。當然，洛楓也承認，「書寫張國榮」並不止這書中的角度。

 

抗拒易服的都會 

　　讀這本《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開始的兩章，大抵是相當於初步接觸很多當代的性別議題理論，從Judith Butler的《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到Susan Sontag的《Notes on Camp》，從Sabrina Petra Ramet的《Gender Reversals and Gender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到Marjorie Garber的《Introduction: Clothes Make Man》等。相信，這是洛楓想讓我們看到張國榮的這些易裝演出──例如千禧年八月的「熱．情演唱會」（Passion Tour），是如何的走在時代前端！只是當時香港不少傳媒報導多屬負面，比如標題是「發姣露底」、「雌性本能」，認為張的表演「意識不良」，有傷風化；又摘引好些所謂心理專家的分析指是「『厭惡自己身體』的表現，完全是『弱者』的行徑……是心理出了毛病」。洛楓對此評曰：「這些評斷每每帶著道德教化的口吻，充分反映了香港傳媒的淺薄、無知和愚昧，同時也披現了先入為主的偏見，把性別易裝者複雜的表演形態簡化或全盤否定。」

 

　　其後，洛楓提到英美歌手大衛寶兒（David Bowie）、佐治童子（Boy George）以至日本歌手澤田研二，都曾作性別易裝表演，表現男性天生本有的陰柔特質，以男性身體試煉「衣飾」千變萬化的可能，這樣說來，香港其實是落後得多了。當某些階級發夢都希望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可是卻連歌星的易裝表演都沒法以國際性寬廣眼界觀之，持的仍是幾十年前的保守態勢，真可哀。

 

創造負面角色 

　　張國榮拍電影，數量不算多，不超過六十部，可是，仔細留意下，會發現他演出的角色，非常多樣，而且很敢於演出一些看來比較負面的人物，洛楓在書中的第三、四章，分析了他近十多年來的幾部代表作：《阿飛正傳》、《東邪西毒》、《霸王別姬》、《鎗王》、《異度空間》等，而在這兩章分析文字的末端，洛楓寫道：「香港的電影文化有時候十分偏狹的，慣演『小生』的演員少有願意接受中年或奸邪的角色，尤其是同時也擔當歌手的，總害怕電影中過分負面的人物形象會破壞他們在公眾領域裡的正面姿態。王家衛也曾慨嘆香港不少三四十歲的男演員常常刻意地或被迫扮演二十多歲的青年，讓演的人和看的受眾都相當辛苦……」筆者可說是身處廬山而不知廬山真面目，《流星語》、《鎗王》和《異度空間》都是觀賞過的，可是卻沒有意識到這是張國榮在電影演出方面刻意求變求突破。這方面，還是哥哥迷學者敏銳得多。不過，當看到洛楓替張國榮不值，歷數除了九一年憑《阿飛正傳》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外，八九年《胭脂扣》輸了給洪金寶（《七小福》）、九七年《色情男女》輸了給鄭則仕（《三個受傷的警察》），而台灣金馬獎方面，九七年的《春光乍洩》輸了給謝君豪（《南海十三郎》）、零零年的《鎗王》敗給吳鎮宇（《鎗火》）、零二年的《異度空間》敗給黎明（《三更之回家》），並說：「可見張的負面的角色如何不能討好評審的口味。」筆者感到看來是哥哥迷的情感蓋過了理智了。張國榮在這幾屆角逐影帝落敗，未必就是因為負面的角色不討好吧？至少筆者覺得，黎明在《三更之回家》所演的角色，也並非正面的，而是帶有詭異色彩的。

 

　　其實，讀洛楓這本書，筆者不時會想到激進的法蘭克福學派的那些古老論調，諸如「文化工業在追求利潤和文化霸權時，剝奪了真實文化的批判功能，否定模式」，流行音樂是「偽個性化」等等，當然，文化工業發展到今天的網絡時代，有很多東西都不可同日而語了。洛楓在書中不止一次的提到，李碧華小說《霸王別姬》第一版，原是對同性愛採取寬容、平和及自然的態度，但經由陳凱歌改編之後，卻帶來影片極端的「恐同意識」，扭曲了同性愛自主獨立的選擇意向。可是，張國榮卻也很理解作為中國大陸第五代導演處身的是相對保守的氛圍，也面對海內外市場發行的顧慮和壓力，認為陳有陳的難處，他作為演員，重要是做好本份，並盡量在影片可以容納的空間滲入個人主體的演繹方法。這情景是頗吊詭的。這裡，一方面我們看到文化工業中的執掌者常常是為了市場（利潤），確是不得不使產品內容向主流意識形態靠攏，另一方面卻也可以看到其中也有些業界人士在做一些暗裡顛覆的事情，就如「張國榮的易裝演出，以及對戲中『程蝶衣』這個角色的揣摩，卻顛覆了這種恐懼意識……」然而，這種暗裡顛覆，有多少人能有意識地主動去解讀出來。筆者想說的是，文化工業的產品未必能剝奪我們的真實文化批判功能，只是我們似乎也未必有這樣的時間和精神，甚或是隔行如隔山，以至於批判之事，只能倚賴專業文化評論人罷了。再者，如今的文化產品裡，也不全是「偽個性」，張國榮的歌曲與電影，就是好例證。

 

 

 

　　按：本文昨天發表於《信報》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