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幾乎開不進中國

　　　

 　　對現代人來說，火車實在平常，甚且覺得落後。但國人大抵都早已不清楚，光緒七、八年間，清廷曾為建鐵路的利弊，展開過激烈的爭論。一位曾出洋考察過，多少也算是對西方科技開過眼界的劉錫鴻官員，呈交了一份《縷陳中西情況不同，火車鐵路勢不可行疏》。疏中列舉「勢不可行者八，利者六，有害者九」的廿三條理由，極力反對建造鐵路。這奏疏曾使慈禧太后對鐵路建造問題一度變得消極。

 

　　且管窺一下劉錫鴻這奏疏中的一些高論：

 

　　西洋之政，如教藝、課工，孤寡濟貧，禁匪捕盜，恤刑警，嚴軍令，飭官守，達民情等類，與我中國政治之道多有暗合者……我朝乾隆之世，非有火車，然而廩溢府充，民豐物阜，鞭撻直及五印度，西洋亦效貢而稱臣。今之大勢弗及者，以刑政不修、民事不勤耳，稽列聖之所以明賞罰、勸農工者，飭令諸臣，屏除阿私逸欲，實力舉行之，即可復極盛，亦何事效中國所不能效哉？

 

　　可見在劉錫鴻眼中，一切要以聖人仁義之說為本，西學是不必去講求的，西洋近代文明也決不是作為中國努力的目標。

 

　　讀中國近代史，都痛恨清末朝廷的無能，但其實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強烈的自我中心，以文化自信及樂觀情緒掩蓋了西方文明及軍事挑釁的危機，是一個常常為人們忽略的因素。試想，以劉鴻錫曾出使外國的官員尚且堅決反對興建鐵路，其他士大夫的保守程度之厲害，可推而知之了。

 

　　劉錫鴻出使英國期間，與一位來訪的波斯國藩王的交談，也是教人啼笑不得的。

 

　　那波斯藩王面對着英國俄國併吞弱國的圖謀，顯然是希望與同受這種威脅的中國外交官商討一下應付列強侵略的辦法。劉錫鴻對此，一貫地表現出那迂腐而盲目的樂觀，認為「俄之貪噬無厭，安知天道不奪其魄。」又以聖賢物極必反的道理，向藩王論證中國落後是好事，西方發展迅速反而是壞事。

 

　　當藩王問及「中國何以不製火車」，劉錫鴻說：「目前，我們大清政府正計劃在朝廷上製造大火車，這種火車不用煤，不用鐵軌，卻能一日行駛數萬里。」藩王聽得有點迷惑，劉錫鴻接著解釋說：「『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數萬里，無待於煤火輪鐵者也。」原來，是一種「精神火車」論。

 

　　如此的盲目文化自信，自我陶醉，其實連洋槍洋炮都未必可以轟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