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灯照暗，向内自省——《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书笔记3800字

提灯照暗，向内自省——《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读书笔记3800字：
作者：王健茜；断断续续一个多月才读完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并不是一本难懂的书，之所以读得慢，源于对书中观点的思考和消化，更源于向内自省后的痛楚与苦涩。作者借书之手，一层层撕开我的皮囊，进而窥视我的内心，让人惶恐从而警醒。在豆瓣搜索这本书，内容简介相较于其他作品少得可怜。我不禁在想，这是否是一种刻意的回避，回避书中犀利的观点、深层的剖析，抑或是在回避真实的自己，可是我们又在隐藏给谁看呢？
中国人的“良知系统”
本书伊始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的“良知系统”，以此作为讨论文化的第一步。所谓中国人的“良知系统”：在个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与“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与“安定团结”，而其政治意向亦为“镇止民心，使少寡欲而不乱。”维持整个结构之平稳不变成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的统一价值判断，因而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就表现为一个“超稳定的体系”。
1.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
基于这个“超稳定的体系”，作者由“仁者，人也”这一观点，引出中国人的“个体”是必须被“二人”一对的关系扣住的，“二人”之间才会有心意。因此，不受人情制约的“一人”之心意就会被当做“一意孤行”；不受“二人”之“心”制约的心，也很容易变成“私心”。道家的“忘其身，利吾身”；儒家的“故称人之君曰君，自称其君为寡”，均表明中国人“一人”之“身”被结构的方式是必须受到“二人”之“心”的照顾。从而得出一个观点，即在中国文化里，个体的“自我”肯定，总必须借助别人的表态。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必须借助于他人，即献身集体事业，用国家、组织、单位来定义自身。“乖”、“听话”、“服从组织决定”，以没有个人魅力为荣，从而取悦他人融合整体。父母之于子女，上司之于下属，一概如此；若是对方不领情，就会以“我们是为了你好”来劝慰。
2.中国人的“身”与“心”
“身体化”的存在当从中国的士大夫的大传统与老百姓的小传统的差异说起。士大夫的“亲民”理想就是照顾普天下的人，就是让天下苍生都能够“安身”，皆“有一口饭吃”。因此口号就是“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则是“揾食”与“安身”，在没有政府照顾的情形下，就必须以各自为政的方式去进行，但这种各自为政的方式仍然不是“个体化”的，而是必须将自己的“身”安放在缩小了的人情的磁力场中。“安身”就导致了“安心”，中国人的这种需求，造成了其一方面很现实，另外一方面又没有“个人主义”倾向。
在“心”这方面，作者提出“人情”乃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形态。中国人的“心”是包含感情、思想、判断与意志的，将智力感情化的结果，就是连意志与判断力也加以感情化。因此，“个体”的选择余地是没有多少的。这种“个体”的单薄，就会经常受到人情磁力场的包围，“个体”无法对自己下定义，而必须由“仁”这种“二人”关系才能“定义”自己。对于这样的“个体”来说，就只有一个选择——逃避自由。
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将“人”设计成为一个以“心”为主导的动物，而又用别人的“心”去制约他的“心”。由“身”与“心”组成的“良知系统”的内部结构，即个体是没有精神性的“身”，而“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则必须在人情磁力场内展现。
3.中国人的“人心”逻辑
中国人之间的交往，都要从确认“自己人”开始，再扩展为攀关系、拉交情。如何增进交往呢？最直白的表现就是请客吃饭。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应酬，美其名曰“饭桌上好谈事”。
一般情况，按照“亲疏有别”的逻辑，理应先照顾“自己人”。但在碰到了真正的有头有脸的、或者刚拉上关系想盛情款待的陌生人时，又会先贬抑“自己人”，将“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发挥到了极致。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当自己家的小孩与邻家小孩打架时，父母往往会先打自己的孩子，也不管正义在哪方。但这将形成孩子自我压缩，事事迎合别人或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只谋和事，不顾原则的态度。
中国人的“做人”，总是设定在一个圈子里，在这个圈子里，会毕恭毕敬，可一旦跳出这个圈子，就会全然失去秩序。这也是为什么在街上我们会看到随地吐痰，乱插队等现象。
最后讲“私心”。在中国文化里，讲求“存天理，灭人欲。”这其实是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任何一“身”都必须由双方之“心”去制约的“做人”方式。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个体”的自我超越并不是去达到一个比世俗更高的原则，而是超越一己的“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群的，集体的，公共的“心”。中国人一方面主张“无私”的美德，使每一个人都忽视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对别人的轻视和侮辱遂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甚至浑然不觉。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以外的世界采取以邻为壑，竭泽而渔的态度。
中国的“二人”关系
1.人我界限不明朗
中国文化里“你之中有我，我之中有你”的“二人”关系，是一种类似“文法”规则的东西，可以演绎出多种可能性。它可以导致古道热肠、急人之难的倾向，而且从不放在心上，并不期望别人回报。也可以造成利用“人情债”对别人的摆布与利用。既可以表现为处处替别人着想，也可以表现为对别人私生活的干涉，以及个性发展上的阻滞。这种倾向，在长辈对小辈，上级对下级的关怀中，特容易出现。
2.以和为贵
中国人”以和为贵“的品质给人一种容易相处、容易说话的感觉。这种放弃“对抗”的态度，却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自我权力观念的模糊，使坚强的“自我”疆界无法建立起来。在大部分中国人之中，它造就了一种将自己贬低才能获得社会称许的倾向。因此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们往往有迎合别人的倾向：有时在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后听到别人不同的意见，就立刻改口赞成；有时自己有异议却埋藏于心不敢表达。
3.他制他律
要分析这种人格，必须弄清楚中国人的“良知”，它包括：恻隐之心、善恶知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者皆为“心”。因此朱熹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中国文化中，“身体化”与“人情化”的“恻隐之心”是只同情“跟大家一样”的人，而不同情个体化的特异表现，甚至可以说是以“心”去关怀人人一样的“身体化”需要的方式来抹杀个体的灵魂需要。我们身边经常能听到“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这个面子你还不能给我吗？”或者是“你要知道，我也是要面子的。”等等类似的话语。其实，这也是因为根植在人们骨子里“他制他律的人格”在作祟。
4.内省式的人格
这里有一个很犀利的观点：“大家都说中国人是一个很道德的民族。但是，据我看，道德牵涉到自我的选择。一种从来也没有出现自我选择的状况并不能算是道德的状况。”说这句话的是一位作者曾经相识的挪威留学生。我不知道作者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只是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很不是滋味。这个观点表达了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观念，但对中国文化而言是陌生的，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颇深，它认为人需要先修身，然后才推己及人，因此中国人之为“人”，也是经由内省过程的，而不是纯粹于外的。但这个内省式的人格只是在一个很局限的程度上，限于少数有“灵性”的或讲究“大是大非”的人。
5.中国人的代际关系
人对权威的第一反应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在长大后对社会权威抱持的态度，往往是对家庭权威反应的一个持续。“西方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每一代在成长了以后，都完全地建立了自己，让自己的“性”全面萌芽，同时将老一代完全淘汰，将他们所占据的地位完全地接收过来。是充分的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出现。”在对上一代的关心中，都是出于心中的真感情，而不是一种承担义务，或者在社会观众面前表演的“孝道”。这类情形，代际关系就演变为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友谊关系了。
反观中国人的代际矛盾，大部分则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并且认为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才称作是“孝”。作者谈到，“因此，他们以“肖”与“不肖”来定义“孝”与“不孝”，而“肖”就是相似的意思。”我们周围经常能听到一些父母辈的人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还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还不是为了你？”这种不是为了上一代，就是为了下一代的做法，无疑体现出了深层的文化。这样的做法就导致父权制的出现，并且把下一代当作不能自力更生的人，处处加以控制，久而久之，下一代对上一代也产生了依赖感，不能够做到全面的独立。
除却以上这些，作者还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为基础，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等大环境因素，在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
常有人抨击作者是逆向种族主义，只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吐槽，于国于民并无促进。对于类似评价，笔者不敢苟同。我理解的本书，用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自己内心的入口，开启了一个内省的过程。它不单单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更是在教我们如何剖析自己和环境，从而更加客观，多角度地思考问题。作者在新千年修订版序中言到““中国文化的“文法”规则能否在新的时局里创造出新的佳句妙章，值得拭目以待”，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即使千百年表现为“超稳定体系”也会在时代的鞭策下转变与升华。
愿每个人都成为独立完善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