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与会馆 穆利堂-mov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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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

会馆是某地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民间社会组织，相当于今天所说NGO（非政府组织）。其目的在于“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 地宛若同乡”。其基本功能是 “祀神、合乐、义奉、会约”。“祀神”是祭祀某地共同的神灵崇拜，“合乐”是为寓居客地的同乡人提供聚会与娱乐空间，“义举”是帮助寓居客地的同乡人解决 生活和事业中的各种困难，“合约”是要求参加者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以维护集体利益。会馆也成为各种商人联络一个商帮的纽带，对中国商业的发展和商帮的形成 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是商帮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会馆出现于明初，据考证最早的会馆是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立的芜湖会馆。明永乐年间，芜湖人俞谟在北京化工部主事。买地建造旅舍作为同乡亲朋 寓居之所。当他辞官归里时，把这份产业交给同乡京官晋俭作为芜湖会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科举制度兴盛，人口流动频繁，到明中期时，会馆制度已经形成。明 清两代是中国会馆的全盛时期，直到民国时期会馆仍然不少，1949年后会馆才在国内绝逆。会馆首先出现在北京，以后在其他地方，甚至国外。

会馆又以按参加者的身份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官吏为主的会馆。它们是同乡的官员、士绅和科举士子居停聚会的场所；第二类是士商兴建的会馆。大 体上发起创立者以官员居多，出资兴建的以商人为主。这些会馆的控制权往往在官员手中，其出现也是官商结合的需要；第三类是由商人建立并控制的会馆。北京是 行政中心，因此，明清在北京的392个会馆中，第一类占92%，第二、三类仅占8%，这表明北京是“讲政治的”。但外地的会馆与商业的关系更密切。在苏 州，二、三类会馆占90%左右，工商业发达的上海、汉口、佛山、杭州等地的情况与苏州类似。这表明其他地方是“讲经济的”。与商帮相关的，还是二、三类会 馆，尤其是第三类会馆，我们称为商人的会馆。

商人的会馆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地域为纽带，包括了某地在客居地从事不同行业的商人。地域的范围大小也不同。有的地域有一省、二省或 数省的，如各地的山陕会馆就包括了从事不同行业的山西和陕西商人，最大的是重庆的八省会馆。汉口的山陕会馆就包括了这两个省不同地方和行业的23个帮。一 省的如全浙会馆、江西会馆等。有的地域以一府和一县为主，如宁波会馆、绍兴会馆是一府的，兰溪会馆、临汾京馆则是一县的。有的还是以一个或几个乡为主。如 上海的东山会馆、西山会馆就是江苏吴县下东山镇和西山镇的四个乡。另一种是以行业为纽带的，主要包括某地在客居地从事同一行业的商人。如山西人在北京的平 遥颜料会馆，就是以平遥县从事颜料业的人为主。甚至有些很小的行业都有自己的会馆，如刻字就是个小行业，又分为北派、南派，北派就建立了刻字行业公会。乌 木行业也不大，居然有乌木会所。个别会馆也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比如重庆的江西会馆由五姓共建共管，只有这五个家族的成员、子孙才可加入。不过这种情况 是个别的不具普遍性。

会馆是自我管理的民间组织，其主事若通常是有经济实力又有威望的成功商人或士绅，在规模变大之后也成立董事会领导，并聘有专职管理人员。有 些会馆还下设了 “福”、“会”、“纲”、“堂”等子机构。成熟的会馆在选举方式、议事制度、办事规则、经费收支等方面，均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会馆的地址一般开始都比较小，往往是一个祭祀神灵的地方，以后实力强大了，就建宏伟的建筑，包括正殿、附殿、戏台、看楼、议事厅等。现存的 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苏州全晋会馆都是极辉煌的建筑。会馆还有义田、义冢。各会馆的经费来源不尽相同，大体上来自官捐、商捐、喜金、租金、抽厘、放债生息 等。会馆为了有效运行也有各自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包括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而且包括对成员的各种约束。

某一地方的商人以会馆为纽带在客居地组织起来，对原籍商业和商帮的发展、对客居地的经济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商帮正是通过会馆扩大了自己的经商范围，为在外地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商业得到发展。所以，会馆对商帮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会馆在商帮发展中的作用有七项：第一，提供一个同乡或同行业商人祭祀神灵的地方，这就是“答神庥，笃乡谊”。各个商帮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作 为精神支柱。晋商、陕商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江右商帮崇拜许真人等等。各商帮的商人在外地经商，需要有一个拜祭这些神灵的地方，许多会馆就是由一个简 单的供奉神灵的庙发展起来的。这些偶像作为精神纽带把同一个商帮的商人团结在一起。

第二，为同乡办理善举。商人经商在外难免会发生各种意外。会馆为落难的同乡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包括向经商破产的同乡提供生活支持或资助返 乡，向患病的同乡提供医疗、药物资助，为去世的同乡提供下葬的费用和义地，并定时祭祀。有的会馆还为本乡在外商人的子弟提供义学教育。会馆这些善举帮助同 乡人解决了困难，也加强了商帮的凝聚力。

第三，用集体的力量摆脱牙行的盘剥。牙行是交易中的中介商，有其便利交易的作用，但有一些牙行却采取非法手段，强行收取佣金。如在北京的河 东烟行会馆，依靠会馆的力量与牙行交涉“卒获胜利”。在北京经营桐油的商人通过会馆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山西颜料会馆也立碑纪念过这种胜利。各商 帮处理类似事情不少。在一个市场竞争无序、黑社会猖獗的社会里，一个商人的力量太弱小，只有靠会馆的集体力量才能维持竞争秩序。这也正是商人愿意向会馆交 费的原因之一。

第四，代表本商帮的商人向官府交涉，维护商人的利益。徽州的木材商在运输途中常有官府税卡林立，巧立名目，税外征税，使商人不仅费用增加， 而且“商旅大困，有濡滞数月，不得过者”。嘉庆十九年（1814年），晋商潞泽会馆向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收，历经一年，终于获胜。个别商人，政府 不会理睬，但商帮的会馆代表一种社会力量，官府就不得不重视。这时减轻政府对商人的盘剥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当然也有会馆勾结官府镇压员工罢工的。

第五，约束本商帮商人的行为，制止非正常竞争手段，维护竞争秩序，维护本商帮的商业道德，树立本商帮的形象。

第六，为本商帮商人提供仓储、销售等所需的物质条件。许多会馆都有仓储之地或库房，供本商帮商人存货，且收费较低。这既方便了商人，又增加了会馆的收入。

第七，作为本商帮商人庆典活动的场所。商人常年在外，即使没有任何困难，精神上也难免寂寞。会馆每到节假日组织庆典活动，共吃家乡饭、看家乡戏，既给商人以精神享受，又加强了同乡情意，或为同乡商人交流感情、建立友谊的好场所。

会馆确实为本地商人作了许多务实的好事，所以，客居各地的商人都积极建立会馆，为会馆交费，参与会馆的各项事业。明清币制混乱，银两、铜 钱、宝钞、银票同时流通，而成色与兑换比率不统一，就给一些投机者以可乘之机，金融秩序混乱也给票号等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票号业的行会还要起到规范金融 秩序、防范风险的作用。票号商人自发地组织了汇兑业同业行会，以自治、自律、自卫，协调管理票号业的经营活动。各票号的财东和大掌柜都是行会的成员 （改为帮董），再从中选出管理行会各项事务的总董。行会通常每月定期聚会一次，岁始、端午、中秋三节，有定期例会，及时协调、处理各种问题。

当时晋商票号的行会称为汇业公所或钱业会所，还是确定市场行息、头寸拆借和规定同业规则的机构。这就稳定了市场秩序，协调了各票号的行为。 各票号都不能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见利忘义，而是同盘共济、利益均沾、风险共抵。平遥当年是票号业的中心，全国的51家票号中，43家在山西，而这43家 中，22家在平遥。平遥的票号行会还制定了“平遥钱业同业公会规则”。行会内虽无明文合约，但在行会的协调下实现了明确的分工。官府的大宗官私款项，由于 数额大、存取无定，风险较大，由票号收揽。商家和个人存款通过利率调节由实力较弱的钱庄、银号办理。遇有资金发生困难的票号、钱庄、当铺等给予支持。各票 号等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帮助。庚子之乱后，天津的票号就是靠行会中其他成员的帮助收回了贷款本息。山西票号金融业的行会对它在中国金融业中居于龙头老大的地 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社会仍缺乏规定的制度和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处于规范竞争行为实现共存共荣，就会自发地组成 各种行会。这种行业就成为商人结为“帮”的纽带。无论是有官方背景的行会，还是民间自发的行会，对于中国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无官方背景的民 间行会作用更显著。在今天的形势下，如何发挥行会的作用也值得我们注意。

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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