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蚁族”？

谁来拯救“蚁族”？

　　两会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张礼慧、严琦来到了北京北五环外的 唐家岭，她们被“蚁族”感动到落泪。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群体，正承受着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他们拥有高学历和热门专业优势，却从未体现在收入上。他们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地， 对大城市紧张、压抑的生活的感到厌倦，却很难再回到生活安逸、缺少机会的家乡。他们对短期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强烈不满，却对长远发展寄予厚望，甚至盲目 憧憬。

　　在唐家岭这些“高知贫民村”的背后，是高速发展的中国it产业，它赋予了“蚁族”生存的土壤，也承载着大量新生 it“蚁族”对未来的希望。“蚁族”和it之间，前者成就了后者，后者拿什么“拯救”前者？

　　考验政府水平

　　“如果在城市化变革中，‘蚁族’现象只是短时间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的观点。葛剑雄问：“蚁 族”的 标准到底是什么？全国符合“蚁族”标准的到底有多少人？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继宏早在蚁族一书出版时就对廉思的调查提出过质疑。在《荒唐的“蚁族”调查》一文中，李教授言辞激烈，认为“蚁族”调查 的定义 不科学、抽样方式不准确，分析方法更是违反基本统计学原理，进而对作者廉思的调查初衷提出了质疑。

　　抛开细节不谈，“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定义显然够不上严格的社会学群体概念。相信每一个走出校门的80后在听到这个概念时，都会有种疑 惑： “我也是蚁族吗？”这也是人们对蚁族的态度迥异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李继宏教授还提出： “如果当权者参考这些错误百出的成果来施政，结局肯定是令人担忧的。”据记者调查，目前租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们对拆迁有较为普遍的抵触情绪，如果海淀区 政府是出于改善“蚁族”生活条件做出的拆迁决定，那就很可能成为好心办坏事了。

　　其实“蚁族”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种种原因之下，当代80后对自我前途的一种普遍迷失。这是一个难以用社会学变量界定的群体，按照葛剑雄教授的观 点，却 值得“大惊小怪”一番，因为迷失的状态不是短时间的、局部的，而是长期的、普遍的。

　　政府想对“蚁族”直接进行帮扶、救助非常困难。试想如果有一天针对“蚁族”提供了廉租房，那么资格该如何认定呢？如果仅凭借大学生、低收入这两 个简单 标准，难道今年全国630万大学毕业生到了北京，也几乎人人都可以去申请了？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解决。不能作壁上观，任由 “蚁族”们自生自灭，而是必须回归产业。

　　考问企业责任

　　在“蚁族”成为各大媒体焦点，630万大学生一脸茫然的同时，东南沿海却一工难求，中西部劳务输出地也频频告急。农民工有人抢，大学生却没人 要，这意 味着什么？

　　这是调结构、产业升级的老问题了。只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才能有需求和能力吸纳更多大学生等高素质人才进来，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更上一台阶，大 学生的 待遇生活条件等自然也得到提高。

　　而在现阶段调结构的过程中，像软件服务外包这种集知识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于一身的产业尤其应该重点关注，它能够对大学生就业形成直接拉动。从这 个角度 讲，无论埃森哲还是文思创新都值得尊敬，像文思创新这样的公司，只有极低的利润，却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提供了白领岗位。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过，“中国大学生现在找不到工作本质上是中国服务行业不发达，当一个国家知识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 服务产 业作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就会存在问题。”

　　因此，唐家岭的5万“蚁族”可能仅仅是个开始。大学生不可能像农民工一样涌向低端制造业，而中国的金融业还没有发达到美国的程度。这意味着，解 决中国 的就业问题靠内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必须进入在全世界找工作的时代，中国的企业必须向华为学习，以国际视野向全球要饭吃，为本土的员工向世界要工作。

　　大学同专业、同寝室的两人，能力相差无几。毕业3年后，一个已经成长为华为一名年薪20万的海外项目主管，另一个却还做着月薪3000元的小网 管， “精英”还是“蚁族”，差别就在平台上。

　　背靠内需的大蛋糕，在生存无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需要扛起产业报国的大旗，去拓展海外市场的勇气，而这背后正是一份沉甸甸的企业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