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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2 12:54:07
胡兰成来香港是上一年年初的事。他后来在《今生今世》里说，“香港是个无情思的地方”，平日里寡交游，只跟同乡樊仲云要好，“但是便对樊仲云， 我亦不常接近。此外《南华日报》的同事，我亦少有与他们一同玩。”胡兰成住在薄扶林道学士台，邻居有杜衡、穆时英、戴望舒、路易?
陈寅恪
戴望舒
胡兰成晚年定居日本的留影
无可回头的1939年
1939年1月，在香港《南华日报》上，署名“流沙”的社论一篇接一篇地刊出：《和议与统一》、《国民党切勿自暴自弃》、《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宣言》、《和议的时机与和议的运用》、《一个总检讨》……
这个叫“流沙”的人辩才了得，辩言滔滔，他居然懂得俄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列宁曾经指出：俄国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基础，1905年革命将依然不能起来，虽然有了一次日俄战争；又如果没有1905年以来革命经验与1911年以后那几年景 气的上升所培养出来的新的工人运动的高涨，那么1917年的革命也将依然不能起来，虽然遭受了如此严重的大战危机。危机可以说是客观的革命形势，但没有主 观的革命力量，还是不能做成革命高潮的。”直到今天，我们恐怕都得承认，他讲的道理是没错的。可是，他用正确的道理去支持怎样一种主张呢？竟然是支持汪精 卫的和议主张。读“流沙”的文章，你会觉得此人精通革命理论，也懂政治，然而他的比附总是太过牵强，他的推论总是太过混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么聪明一 个人咋说出这么昏的一番话？矛盾之处也正在此：他的智与昏，都是在同一篇文字里体现出来的。《国民党切勿自暴自弃》一文，劈头就说：“国民党今日应和，犹 昔俄国布尔什维克之应和。”不论是蒋派的国民党，还是汪派的国民党，何尝与布尔什维克有过共同点？“流沙”的思维跳接也太惊人了。
1939年2月，胡兰成接到汪精卫吩咐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开头写着：“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 数日后，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到香港，又把胡兰成找去，当即将他的薪水增到每月三百六十元港币，另有二千元机密费。汪精卫为什么要向胡兰成“致敬”？陈璧君 为什么要给胡兰成加薪？理由再简单不过，就是为了那些署名“流沙”的社论文章。胡兰成，便是“流沙”。
胡兰成来香港是上一年年初的事。他后来在《今生今世》里说，“香港是个无情思的地方”，平日里寡交游，只跟同乡樊仲云要好，“但是便对樊仲云， 我亦不常接近。此外《南华日报》的同事，我亦少有与他们一同玩。”胡兰成住在薄扶林道学士台，邻居有杜衡、穆时英、戴望舒、路易士、张光宇，前四个是文学 家，末一个是画家，他亦只与杜衡玩玩，余人不搭讪。
胡兰成为什么说香港“无情思”？或许是因为香港淡漠洋气，而不是如嵊县胡村“平旷阳气”。终其一生，胡兰成都是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他的搞政 治，也像是浪漫诗人写诗那样，任灵感喷涌的。而在香港这种地方，浪漫没有土壤。洋气，其实也就是一种世故，一种现实感；浪漫主义恰恰没有现实感，浪漫主义 拒绝的就是现实感。
就在这浪漫主义的孤寂中，胡兰成一个人玩着文字游戏，把红通通的革命理论和黑漆漆的政治现实胡乱拼在一起。1938年底，汪精卫的“艳电”出 来，胡兰成后来回忆说，那一日，他“一人搭缆车到香港山顶，在树下一块大石上坐了好一回，但亦没有甚么可思索的，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于 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那当然是个决断的时刻，像是赌徒最终掷出了骰子。
1939年5月，胡兰成追随着汪精卫的脚步，离开香港，去了上海，等他11年后重新踏上香港的土地时，他已经不是那个笔底叱咤风雷的“流沙”，而是隐姓埋名的流亡者了。
对胡兰成来说，1939年的香港是一个踏板，他一脚踩上去，感觉借上了力，似乎可扶摇直上青云。可我们都明白，他只是一脚踏空，跌下云头。
1938年初，胡兰成、陈寅恪分别到香港，不过是前后脚的事。只不过胡兰成留了下来，陈寅恪则放下妻子孩子，孤身一人去了云南蒙自。等陈寅恪1939年夏天重返香港时，胡兰成已到了上海。
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写道：“七月三日到家，以劳忧故，略感不适。”妻子“病仍剧，不但不能起床，即靠枕饮食，亦即心跳……”。
这回取道香港，是应了牛津大学之聘，准备去当汉学教授的。陈寅恪再次做好了孤身一人上路的准备，“拟乘八月底开之法国船二等舱赴英”。他对傅斯 年说：“弟心绪甚恶，昆明亲友处，皆懒于写信……弟读陈简斋诗，即用其语而和其诗，中有两句列于下，可明弟之情况也，‘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消故故迟 ’。”这首诗的完整版是这样的：
我行都在简斋诗，
今古相望转自疑。
只谓潭州烧小劫，
岂知杨獠舞多姿。（简斋诗：“杨獠舞吾侧。”寅恪案：杨幺以均贫富为言，号召徒众。）
还家梦破恹恹病，
去国魂消故故迟。
谁挽建炎新世局，
昏灯掩卷不胜悲。
关于颔联的古典与今典，这里无法细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将来可以去参考胡文辉先生的大著《陈寅恪诗笺释》。只提示一点，对于南宋农民起义的首领杨 幺，陈寅恪的看法倒很可能是与胡兰成相当接近的。胡兰成在《一个总检讨》里讲：“据鲁迅说，二丑的诀窍就在于两面讨好，而又对两面有微辞，以便顺风转舵， 为日后留下余地而已。”这所谓“二丑”不也就是“舞多姿”的意思吗？
天意弄人，竟令陈寅恪“去国”的愿望也落空了。随着欧洲战事打响，去英国的计划只能延搁。1939年夏，陈寅恪困居香港。
在香港的陈寅恪心境如何，他在信中这样描述：“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恹恹”、“不适”、“忧闷不任”、“心绪甚恶”、“不胜悲”，这些字眼组成了一个铁打的牢笼，将陈寅恪的后半生都框套了进去。
即便我们不去用庸俗心理学的解释，事情也再明显不过：心理状态产生自我暗示的效果，忧闷让忧闷显得更加忧闷，这就是正反馈。陈寅恪一向属于那种无法进行自我纾解的人，在困厄的氛围中，他的悲观心态积重难返。
对陈寅恪来说，1939年的香港也是一个踏板，只不过他一脚踩上去，发现这踏板已坏掉了，一点弹性都没有。1940年，他又在上面踩了一脚，发现它真的坏掉了，从此绝了念。蒋天枢后来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1939年1月1日，来到香港已经大半年的诗人戴望舒写下无比乐观的诗句：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元日祝福》）
拿新诗人的诗来跟史学家的诗对照着看，实在是有趣。一边说“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另一边就说“谁挽建炎新世局”；一边说“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另一边就说“还家梦破恹恹病”。同一个1939年，在不同人的眼中映照出截然不同的颜色。
这一年，在戴望舒看来的确可能是玫瑰色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成立了，戴望舒当选为首届干事，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 《文协》周刊编辑委员。紧接着，与张光宇等合办《星岛周报》，又与艾青共同主编《顶点》诗刊。8月，任新创刊的《中国作家》杂志经理编辑。同时，为“文艺 讲习班”的学员授课，讲巴尔扎克和诗。然后，又参与筹办“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在小型的“文山会海”中，戴望舒忙得兴兴头头。
不过，历史证明，这短暂的玫瑰色，在几年之后变成了黑色，又在几年之后变成了灰色。1942年3月，戴望舒被占领香港的日军逮捕，受严刑，写下 视死如归的豪壮话语。同年5月，获释。然而，到了1946年初，何家槐、黄药眠、陈残云、司马文森等21人联名写了一封《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 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说“戴望舒前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这些证据包括：一个沦陷时期日本背景的文艺委员会名单里有 戴望舒的名字，一本日本背景的杂志上有戴望舒的文章，一个“汉奸”写的文字后面有戴望舒的跋文。
胡兰成在南京伪政府任职，他后来在《今生今世》中回忆说：“我没有劝过一个人参加汪政府，只有穆时英自己说要参加，我才介绍他办报，不久被 刺……杜衡与戴望舒悄悄到过杭州，很害怕紧张，我却见了戴望舒，与他说世上的事哪有这样多与政治相关的，不要叫人好笑。” 穆时英、杜衡与戴望舒三个人，都是胡兰成在香港时的邻居。穆时英附逆，1940年6月遇刺身亡，戴望舒后来说：“当我以前的妻兄穆时英附逆的时候，便是我 亲自在香港文协的大会中揭发他并驱逐他出去的。”；杜衡当时据传附逆，戴望舒在1939年5月写给艾青的信中说：“路易士已跟杜衡做了汪派走狗，以前我已 怀疑，不对你明言者，犹冀其改悔也。”到1946年，戴望舒居然自己也被人认为是附逆的了，胡兰成说“世上的事哪有这样多与政治相关的”，恐怕是看得太开 了，戴望舒的“害怕紧张”，原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终，戴望舒被还以清白。不过，那21位作家的怀疑竟全然是捕风捉影吗？1941年6月，戴望舒回过一次上海，据《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 传论》的著者王文彬先生说，他1994年采访戴望舒的前妻、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她说：“日伪时期，胡兰成叫他留下来，他没有同意，这次李士群以我做人 质，他也没有同意。他偷偷溜走了……”这跟胡兰成的口径不大一样，不过也许是真的。
1939年，是一个真假在一线间的年头，你走过去一点，就无路可回了。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诗人啊，你真的太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