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使用生产函数理论来分析经济增长，当然就要关注各种投入了，因为生产函数就是描述投入与产出关系的一种技术关系。
后来，经济学者们觉得，技术进步是一种比简单地依靠投入的增加更重要的因素，因而开始关注技术进步或知识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新古典经济学难以处理技术进步这种因素，只能将之当做外生因素（参数）来处理。新增长理论后来致力于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同时却因之而遗漏了其他的因素。因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那个外生的变量，其实不仅仅包含了技术进步这么一种因素，它还包含着其他各种外生变量的影响。单单地把技术进步内生之后，却遗漏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诸如外部效应、制度环境等。
当考虑外部效应的时候，生产函数是描述微观主体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候，当然就没有外部效应了，所以外部效应这种因素就可以排除。
但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表明，不同的经济体，投入可能相同，但产出效率却会往往不同；更重要的是，投入的多少也常常不同。当然这里所说的投入的多少，是一种比例关系，而不是总量。例如，人口很多的国家，贡献给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却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呢？
进一步地，人们从制度经济学和新奥地利经济学中知道，经济激励是决定人们是否愿意把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等）尽可能多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同的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吸引投入的激励不同，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也就不同了。也就是说，有些制度环境会浪费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
这样，经济增长的问题，主要决定于两类因素：一是制度环境，决定着人们是否愿意把已有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第二种是资源的多少，人们愿意投入、但却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增长也会慢起来。
其实，上述分析，如果从已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来看，我们知道，从微观经济学理论来看，我们已经把经济体系当做一个运行完美无缺的完全竞争市场，资源自然就没有浪费之说了，因而新古典经济学自然就不会考虑制度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角度来考虑市场缺陷的一个分支。
进一步地，我们知道，资源的多少并不是主要的，因为经济增长主要从人均的角度来计量的，而且，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决定增长速度的主要是技术进步（自然率会把资本因素逐渐淡化）。因此，知识积累和创新才是主要的。但知识创新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制度环境的问题，否则更多的人力还是会内耗、浪费。
那么，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有自发地产生出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能吗？中国自己会否通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产生出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后者叫做李约瑟之谜，现在两者则往往合起来受到经济学者的浓厚兴趣。
《世界通史》的作者认为，中国的关键问题是没有从农业分工之后，再次产生商业分工，而是始终停留在农业时代，被称之为农业陷阱，是制约中国停留在古代帝国时代的主要因素。
如果不去考虑这些，那么类似的问题仍然存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能否通过发展起来一个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所谓完善，是指能否慢慢产生出自己“免疫系统”，也就是出现了经济危机等经济难题的时候，能够自我修复的能力。
当然，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出市场经济体系呢？马克思不是预言，将来会产生一个“打破了私有制之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新社会么？但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之后的所有制是否一定是公有制？
其实，马克思的死对头——哈耶克就这个问题雄辩地证明，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多样性，经济决策问题是一个分散化的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每个人想要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个人拥有什么禀赋、专长，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伯乐不常有啊），甚至他自己也不尽然知道，而是在一定场合下他的天生禀赋才会爆发出来。那么，这种复杂多样化的经济体系，怎样才能人尽其才、各取所需呢？只有市场经济体系，通过分散化的决策，竞争性的环境，才能充分利用大家的需求信息和禀赋、才华信息。
甚至于当人类由于自身的缺点（人性中潜藏的恶的一面）而影响别人和社会时，也能发展出来一套办法来加以控制，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体系才叫完善。例如，当人性贪婪和自私的一面暴露出来的时候，人们如何利用不对称信息来判断他实际的情况而不被蒙骗，或者一个社会发明一套办法，如何让人们不敢说谎、欺诈，否则，其本来面目一旦被揭露，就难以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会。
更进一步地，制度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是否可以“设计”或“创造”一套制度？
想想你自己吧！你是如何思考问题的？特别是，当与人相处时，你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你会否盲从？你会否发自内心地或潜意识地遵从某个人作为自己的权威而受之控制？一个强加于自己的权威（其实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权威，因为它是强加的）和一个自己发自内心尊崇的权威有何不同？
很多时候，你并没有独立。你怎么能够设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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