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评

波普尔批判了历史上3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他们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對於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波普尔认为它们无法证伪，所以是伪科学的教条。马克思不可避免的失败原因在波普尔看来那完全是因为历史主义所固有的局限性所致，因为通过历史而预言未来，那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理论宣称物质生产规律决定历史进程，分别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蕴涵着毁灭其自身的因素，因为它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发展到共产主义，这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它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

波普尔首先批判马克思的以经济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主义，因为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波普尔承认经济的作用，但他认为将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彻底错了。波普尔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如果经济体系被摧毁，但技术知识仍然存在，那么经济体系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术知识被完全摧毁，那么现存的经济关系将随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第二，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了解，离不开对科学、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过来，即便没有经济背景，人们仍然可以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波普尔一再强调，思想和知识是进行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因素绝不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必要条件。波普尔不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他看来这么说是完全颠倒了。政治权利应该是基本的，因为它能控制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是经济保护的关键，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统治者控制经济权利的唯一手段。

波普尔不同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在他看来一切流血冲突事件都应该被避免。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不是社会弊端的根源，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中那些盲目的和不加限制的经济力量缺乏控制。任何不加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经济权力并不比其它权力更危险，而同样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约的。波普尔用经济干预主义的事实来反驳马克思对于上层建筑是专制工具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手段。而且没有民主的制度，那么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便是没有制约力量的了。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波普尔将他称为错误的预言。首先，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而只是预示了经济干预主义的必然性，而经济干预主义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会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会改良和民主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其次，无产阶级革命并非不可避免。波普尔对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倾向极为反感，波普尔认为他们有意地挑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使革命爆发。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些结果破坏社会生产力，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事实上，这些问题都被现代资本主义所彻底解决了。马克思用价值理论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这在波普尔看来是多余的，因为价值理论首先就存在是否真实的问题。即便它是正确的，马克思的预言也无法实现，因为随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国家社会的干预保障了剥削现象的限制。资本主义初期所表现出的残酷剥削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波普尔对马克思是尊敬的，马克思理论可以被证伪，所以它是科学的，这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理论的失败在于历史局限性，因为它不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波普尔说，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


波普尔批判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历史主义者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


屁股决定脑袋还是深层影响表层？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但很多西方学者则从文化的深层探讨社会发展，比如North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决定了长期发展，最知名的莫过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了。由于无法验证，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说清楚，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最后秦晖走向了制度决定论，杨小凯走向了文化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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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决定技术，还是技术决定制度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被表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或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这个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道格拉斯·诺斯沿着制度决定论，深入探讨制度的高级形式——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问题，逐渐走向了人类的认识论问题，从认知、知识积累的角度来探讨意识形态的产生和演变。演化博弈论者走得更深一些，他们利用博弈理论，考虑到了社会文化环境在人类认知、知识形成、特别是人类行为的规律性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因为一定的社区环境，会让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引发的结果有一个大体上的判断，这个判断会使他采取相对而言对他最有利的行为模式。但是，技术的变化会对人们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或冲击。这样，制度决定论者走向了动态的演化决定论，或者说是技术与制度共生演化的过程决定论。具有“历史主义”的痕迹。

技术决定论者则强调制度是内生的。他们认为，制度决定论者用内生于人类发展过程的制度去解释人类发展过程本身，显然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因而致力于寻找外生原因。在这方面，李约瑟之谜的研究以及相关的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产业革命的经济史方面的讨论，可以说正在不断深入。

其中一个主流性的角度是从波拉伊开始的，着眼点在于如何获得人均剩余从而为资本积累提供条件。深入下去就是考虑人均资源禀赋（特别是人均耕地）的多少是如何随着人口的变化、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化的。有人认为中国和西欧的大分岔或大分流，就是由于人均耕地的不同，西欧的人均耕地远远多于中国，人少地多导致劳动力相对昂贵，因而人们致力于发展节约劳动的技术，从而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中国自明代以来是人多地少，土地相对昂贵，因而人们致力于发展节约土地的技术，结果使得中国走入人口越来越多、人力越来越贱的贫困陷阱（因为精耕细作的技术不断在发展，因而被称为“高水平”陷阱）。

第二个角度是从纯粹偶然性的外部因素去考虑的，像《大分流》那样认为是由于英国有煤炭这种纯粹偶然性的外部因素导致了他们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使得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根据斯密定理（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水平越高），因而催生了产业革命。

第三个角度是文贯中的新地理决定论。他从贸易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论和谢欣斯基定理出发，认为第一个研究角度所说的人均耕地所造成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反过来的：人口相对过多，会导致劳动力相对便宜，人们会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并在地理上相对集中以便有利于交易。中国元代以后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锐减、土地增加。正是由于元代以后的人口锐减和生产力大倒退才中断了产生于宋代的市场化进程。

因此看来，制度决定论者在走向技术与制度的共生演化决定论，而技术决定论者则致力于从源头的角度去探讨中西差异的原因。两者应该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这里所讨论的主题——方法论的问题，从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和《历史主义的贫困》出发，去批驳马克思的归纳法，我觉得关键在于对卡尔·波普尔的证伪理论的理解。我的看法是，不能庸俗地去理解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我的看法是，基于对含有概率事件的归纳法的批评，以及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波普尔所说的证伪理论实际上应该是寻找一种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这和列宁所说的“真理再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也会变成谬误”的说法应该是一致的。这样，证伪主义和证实主义其实是一样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就应该去寻找马克思理论所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只有找到了马克思理论的前提条件，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体系。

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和圣经、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允许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不允许“假设”从而也不允许寻找马克思理论成立条件的思想观念，才是马克思理论的最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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