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上下增减”：创市场 引经济

对于李克强眼下寄予厚望的城镇化，海外从来就不乏质疑的声音。近日，就有香港《南华早报》以《城镇化理据本末倒置》为标题，引用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的经济数据，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城镇化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但事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核心问题在于单纯西方市场经济学相信谷歌、苹果等企业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市场，却不相信科学的统筹亦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据此引导企业创造更多的细分市场，发展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没有完美的经济政策，满足适合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的政策即可定义为“好”，李克强提出的亦如此，但西方学者并未跳出自身经济观念的制约来看待这一逻辑，判断经济时依然处于“非左即右”的绝对层面。是否可以通过政策性统筹来引导甚至创造出一个新的市场，这一在西方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在中国却屡屡上演奇迹，比如城市化规划。而城镇化也是基于中国经济所处的环境和发展阶段、在尊重市场效率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来的中国式发展方向，通过政的引导，创造一个全新的、足以容纳未来很长一段发展空间的市场，从调结构、扩内需等多方面对中国经济形成拉动，而这一发展模式，是西方从未尝试过的，所以基于西方的发展经验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中国经济进入城乡再平衡阶段：城镇化蕴含巨大边际效用
之所以把新型城镇化政策定义为“好”，是由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衡量投资效益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边际效用的概念，亦即追求每增加一块钱的投入所带来的最大产出，放在商业角度，通常情况下边际效用大的项目会被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强调政府统筹作用的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是也会考虑这一点，能够为社会和经济的提升发挥最大边际效用的发展方向自然会成为政策的聚焦点并将之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引擎”的位置，而现阶段这个方向就是城镇化。

中国政府在创造市场方面的能力，在城市化阶段已经被证明：在税收、土地等综合政策的引导下，农业大国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城市化进程，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如果按照传统西方经济学理念，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与西方国家城市化过程一样，客观上也必须看到过于膨胀的城市化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上，大城市病带来的发展边际效用下降趋势明显，居住、交通、公共服务、环保等成本的急剧上升正在大幅提升中国发展的成本，降低了“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社会问题则更加突出，大规模人口迁徙带来了留守、夫妻分居、养老等一系列问题，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城市化在拉动中国发展已经到了临界点，中国需要创造一个空间更大的市场以容纳未来的发展。

沿用西方经济学的“木桶理论”，补足最大短板能够发挥最大的边际效用。对中国而言，城市化过程中被“忽视”的是最大的短板。此前正是农村发展在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第一次“改革红利”后解决了全中国吃饭的问题，但此后发展的停滞不前导致了劳动力大迁徙、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现在中国已经过了宣扬“政府用10%的支出养活了四分之三人口”的阶段，农村发展到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释放积压劳动力的阶段了，中国政府选择的“补桶”工具就是城镇化。

以政府统筹为催化剂，城镇化通过“上、下、增、减”创造市场引领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