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许“风闻言事”的历史教训和反诬陷措施

    出于强化皇权专制的需要，明代一度被禁止的“风闻言事”，又再度被清统治者启用。在顺治帝十年(公元1653年)，就许科道官“风闻言事”。

    雍正初年，再彻底废除能给专制君主以一定制约的给事中封驳制度，并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可见，在科道制度上采取的这些具体措施，都是出于强化皇权专制 的需要。就许科道官风闻言事而言，这虽有利于君主控制群臣，加强皇权专制，但它却直接损害了监察工作的严肃性，破坏了封建法制。因为“生事之小人，恃为可 以风闻”，便“擅作威福以行其私”，遂“声言纠参，妄行吓诈”，从而导致“各官不能自安”。这客观上助长了告讦之风。康熙时，御史彭鹏被另一御史王度昭奏 劾，而王度昭又被彭鹏奏劾，其实双方并未指出实据，皆借风闻言事互为告讦。这正如《大清会典事例》所称：“及至败露之后，则藉口风闻言事，未曾确访，以此 解免其罪。”这种弊病，清朝统治者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如康熙十一年上谕：“汉人中有请令言官以风闻言事者，朕思忠爱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 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倾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巨。”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不禁止呢?康熙的回答是：“朕于科道官员，许其风闻入告者，专为广 开言路”，使自督抚以下各官，“皆知所顾忌而警戒也”。

    一些科道官员借风闻言事之权，或捕风捉影，敷衍塞责；或摭拾浮言，取巧谋利，或受人嘱托、妄行攻讦；或颠倒黑白、徇私报怨、诬陷良善，驱除异己。种种弊 端，大大削弱了监察机构的职能。为端正监察机构风习，顺治十一年曾对言官明确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实”的八字原则。其意义在于：一是要言官直言无隐，二 是言必有据。其后历来皇帝的有关陈述，不外是这个原则的翻版而已。

    切实使监察机构正常履行职责的另一措施是严厉打击诽谤、诬陷之风。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民间散布匿名文书、揭帖者，予以严惩。《台规》根据《大 清律》一再重申：“凡有投隐匿姓名文书告言人罪者，拟绞监候，虽实亦坐；被告言者，虽有指实不坐”。《台规》所载上谕也多次强调对此严惩不贷，“以惩刁奸 而防倾陷”。要求各级官员对匿名揭帖“见者即便烧毁，送入官司亦不为审理”。二是对负有言责的监察官员要求其公正无偏，言必有据。规定“若结党挟私，肆行 陷害者，反坐”；若“列款纠参贪婪官吏，有一、二事审实者免议。若审问全虚及条陈事件隐含讥刺，或不据实回奏，或参官员志痛衰庸涉虚者，皆降二级调用”， 企图以此杜绝诬告、陷害之风。尽管《台规》规定了一系列类似条文，但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实”者并不多见，往往言官据词弹劾，被告据词反驳，形成在皇帝 面前打笔墨官司之势，是非黑白难以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