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精神的随想

据说今天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是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二楼会议室里，“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上从未冷场，一天下来，直到最后会议结束，还有人欲说不休。何谓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包括哪些部分，大家各呈高见，很符合科学精神。

　　樊洪业先生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樊先生一开始就引用了外国一位学者的话说：“在一个人民普遍爱国的国家里，是很少发生爱国运动的。”中国现在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似乎可以表明，现在中国是没有科学精神，至少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联想到几年前，学术界曾经广泛地讨论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就发现我们既没有人文精神，也没有科学精神。照刘华杰的说法，一点儿也精神不起来。

　　樊洪业历数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精神”一词出现的情况，最后，他归纳到：“每次提倡科学精神，都和当时社会状况有些关系。”这一点又暗示了一个秘密，我们提倡科学精神，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者说，为了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用刘华杰擅长的术语来说，科学精神这个词具有某种建构的因素。

　　既然是建构，就有人的目的在内，怎样建构，为什么建构等问题就出现了。这几天和刘华杰通e-mail时恰好谈到了科学精神。我新散布了一篇旧文《绝对正确》，其中有大致这样的句子：某些教师以绝对正确的口吻在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却损害了科学的精神，那种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我自问：“凭什么说科学具有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刘华杰指出：科学主要讲逻辑自洽和经验实证。理性是必然在包括在科学精神之内的，宽容不必。怀疑更不是科学特有的。我在回信中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所有自己喜欢的性质。比如体育迷就把什么公正、拼搏等好词都说成是奥林匹克精神，决不会说野蛮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一部分，但是体育中的野蛮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科学主义者也愿意把好东西附会到科学上。我虽然不是科学主义者，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科学是好东西。而我认为宽容和怀疑也是好东西，所以就觉得科学精神“应当”具有这些品性，也愿意或者希望科学精神确实如此。在这种观念下，我自然能够论证出科学精神具有宽容和怀疑。但是，科学精神是否真的如此？“是”怎样和“应该”怎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作为学者，应该努力区分它们。因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应该是什么？这次会议材料印发了我前年写的关于科学精神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中仍然包含许多“应当”。现在我想探讨一些“是”。

　　正如与会专家反复提到的，科学精神这个词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没有定义，谈“应该”反而方便一些，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理解的“应该”赋予它定义。而谈“是”则有些危险。作为一个受过物理学训练的人，在遇到抽象概念时常常努力把它转化成可观测量。我想可以有两种转换的思路，一是把整个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归纳，看里面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者社会建制，看它有哪些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从科学知识这个线索出发，可以发现，科学知识共同的东西至少有两个：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知识都坚持用物质世界自身来解释物质世界，没有超自然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理性精神；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理论都经得起观测的检验，这应该是实证精神吧。

　　就我而言，从科学建制考察科学精神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启发。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遇到了类似的精神问题，即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我觉得韦伯具有物理学精神，按照我的理解，他把资本主义精神转化为资本主义多少的量度。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多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发达，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他从新教徒的多少与当地资本主义程度中发现了统计相关性，从而认定新教伦理具有最多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按照韦伯的做法，是否也可以把科学精神视为科学多少的量度，认定科学最发达的地方具有最多的科学精神呢？

　　这个定义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可观测对象。据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美国比中国具有更多的科学精神，因为美国比中国的科学发达。在中国，按照同样的逻辑，大城市比边缘山区有更多的科学精神。想必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样推下去很快就要出问题，所以打住。我换一种问法，科学精神掌握在谁的手里，或者谁最具有科学精神。一个直觉就是科学家最具有科学精神，但是这个答案已经被郭正谊先生否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具有科学精神。而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对于科学精神的阐发主要是由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社会学家做出的。那么是否他们更具有科学精神？这个问题也是个问题，不过至少他们是科学精神的主要阐发者和传播者。下面要问的是，他们是根据什么做出的阐发？他们阐发的对象是什么？所以问题又绕了回来，他们所阐发的当然是科学活动本身。所以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答案：科学精神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之中。这时可以这样定义科学精神：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但是这个定义依然很难排除“应当”。我们从科学共同体中归纳出来的规范、取向和准则，可能并不是实际具有的，而是我们认为应当具有的。

　　现在以西方世界的科学共同体为例。不过我没有亲身体验过西方的科学共同体，所以我所说的只能是我间接了解的，其中难免又有“应当”的成分。西方的科学共同体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其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现在可以说，科学精神中有一种平等精神，权威和晚生有同样的学术权利。但是，在西方科学的历史上，权威压制后辈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当然现在，后辈指出前辈权威错误的文章有更多机会得到发表。现在我们说科学承认首创，但也不乏反例，1967发现的脉冲星在1974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奖的并不是发现者贝尔，而是贝尔的导师休伊什。不过到现在，导师在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尽管仍被认为当然，但像贝尔这样被迫奉献的案例越来越少。历史上，地质学中火成派和水成派之间曾水火不容，双方也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力量压制对方，很不得在肉体上消灭对方。但是现在的学术争论则完全是两回事，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争论长达几十年，一直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这种争论也具有完全的透明度，我们可以同时从学术刊物上体会这种争论的全过程。我们可以说这是理性一种科学精神。爱因斯坦与泰戈尔之间也有过争论，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记录了他们二位的对话。泰戈尔是唯心论者，他不相信存在脱离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和客观真理，而爱因斯坦相信，但是他当然无法说服泰戈尔。爱因斯坦说：“我不能证明我说的是正确的，这是我的信仰。”这种回答可能让许多人感到软弱无力，爱因斯坦并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信仰着。既然同时信仰，而且都是不能证明的信仰，自然就不会有高低正误之分。这种对其它信仰的宽容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呢？我们说，造假是科学的死敌。但是，科学史研究表明，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密立根实验，其数据就经过了筛选。但是现在，造假事件一旦被揭露，造假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止。

　　根据西方科学共同体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那么，我们是否认为这些就是科学精神？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些还不够理想，还“应当”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不妨看，这些规范、价值和准则的发展方向是否符合我们认为“应当”的科学精神。于是，问题发生了转换：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是否存在一个使其规范、取向和准则朝向科学精神方向发展的机制？

　　以这种方式考察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发现大不相同。比如，某大部一个研究所，生产火箭上的某一个零件，这个零件很贵，比如说五百万一个吧，因为设计寿命只有五年。所以如果五年过后火箭没有发射，这个零件就应该报废。但是，该所的领导却命令总工程师重新论证，把设计寿命论证为十年。在学术机构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我们经常说中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不高，科学精神缺乏，这种判断应当是成立的，但是一味地谴责民众愚昧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正如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不能一味地谴责民众堕落一样。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当乡政府的官员可以公然欺压百姓而长期不受到任何惩罚，当中国电信的官员可以毫不脸红地宣讲多收电话费的理由，我们不能指望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能够提高。同样，当我们的博士生导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抄袭而能够继续招博士生且有人报考，当我们的研究生靠编造的数据拼凑的论文而能顺利毕业，我们不能指望民众会具有多少科学精神。事实上，造假、剽窃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心照不宣的秘密，造假者的学术生命丝毫不会遭到损害，反而揭露者会一再遭到各种刁难、打击。再如评职称，有多少领导利用职权把自己评成教授、研究员？如果我们把西方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打80分，中国的科学共同体能打多少分？分数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个有利于提高分数的机制，现在实际运行的机制恐怕只能使分数进一步降低。

　　但是，那么，这种机制我们能否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起来？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科学共同体并不是孤立的，它必然是在一个社会之中的。西方科学共同体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显然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我们从西方科学共同体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取向和准则也是其全社会共同的准则。就如蔡德诚先生强调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主精神是一致的。

　　这时我们看到，科学精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回到了樊洪业先生所暗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答，是希望能解决某种社会问题。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意，使得我们希望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于是我们倡导一种东西，在几年前，我们倡导的东西叫人文精神，因为当时我们发现的社会问题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现在我们倡导的东西叫做科学精神，因为我们发现科学不精神。可是在我们倡导的时候，科学精神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那么，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倡导“科学”的精神？

　　这又是与中国长期的唯科学语境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大词，意味着正确、高明、有效，具有很大的正的意义。在这种语境中，科学实际上具有神的意味。不妨对两种说法进行一下语义分析。一是“科学的殿堂”，这种说法其实很明确了，科学是我们供在殿堂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需要仰视。科学可以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学习的对象，但是不能成为质疑的对象，贬低的对象。另一种叫“规律的惩罚”。比如一个人炼了什么功，相信自己可以飞，于是从八楼窗口飞出去，于是摔成了肉饼。这是我们会说，因为他“不相信”科学，所以遭到了科学规律——在这里是落体定律——的惩罚。但是，科学靠什么实施这种惩罚？如果跳下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玻璃杯，这只玻璃杯摔成了碎渣是否也是遭到了落体定律的惩罚呢？另外，科学为什么要对人实行惩罚，从这个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不相信”。如果以“不信”为理由实行惩罚，又与宗教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这个拟人法中，规律（科学）实际上被拟成了具有人格力量的神。这就是唯科学语境中科学的形象。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许多人是以迷信的态度对待科学的。樊洪业戏称不妨把“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改称“高级精神科学研讨会”，其实暗有深意。因为我们需要一种高级的精神，而这种高级的精神就是科学。而科学为什么高级，因为它是神。仿照樊先生的做法，把科学精神的精去掉，就是一个科学神。而科学精神就是科学神的精华，可以简称科学神经。倡导科学精神，就是要给我们的科学神开一次光，给我们的社会按上一根科学神经。当然，后面这几句话是文字游戏，我只是开玩笑。但是一定有很多人不喜欢我这样开玩笑，他们会认为我亵渎科学，这有证明了科学的所具有的神性。

　　事实上，科学的神性早就遭到了亵渎，亵渎它的是那些打着科学招牌的人。几乎所有想要证明自己正确、高明、有效的东西都曾打过科学的招牌。比如某某神功、比如某某营养液体，我甚至还吃过一个科学烤鸡，号称用传统工艺和现代科学结合而成，包装纸上赫然印着含各种氨基酸成分多少多少。这时，回想我以前谈的科学精神，就有了某种警惕。我是否在假科学之名宣扬某种我喜欢的东西？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宽容是好东西，所以我就证明科学具有宽容精神。这样，别人是否也可以把他喜欢的东西在科学中论证出来呢？比如方舟子就强调科学精神一点儿都不宽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决不宽容错的。为什么我不可以直接倡导宽容呢？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倡导科学精神，而且，在科学依然保持着语境中的地位，我也不反对通过科学来倡导宽容、民主，提倡说真话，求实证。我只不过是想到了这些潜在的问题，忍不住不说而已。

　　把问题重新审视一遍，竟发现一个奇怪的循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感到是因为缺少科学精神，于是我们倡导科学精神，却发现，单单提出科学精神并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精神问题呢？王一方最近说，科学的殿堂也有旁门。给科学的殿堂开一个旁门，是对科学神性的一种消解。只不过他的消解办法比较温和。换上我，开什么旁门，直接把殿堂全拆了才对。

　　我想这是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