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
有人在定义“知识分子”时，设定了这一准则，我幸运地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读到了它。它的意思非常之明确：一位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的思考精神和发言姿态，便必须在经济上首先实现独立。这句话是如此的让我刻骨铭心，以至于影响了我之后的所有职业态度和生活选择。
“你是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美国男士。”
这句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对26岁的《新共和》编辑沃尔特·李普曼说的。我是大学时期在翻《李普曼传》时读到的，也许没有一个新闻从业者不以他为职业的偶像。于是，这个场景成为我走向职业场时最大的梦想。与此相关的另一句更耳熟的话则是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迟了快乐也会少一点。”
我在走遍了中国26个省份之后，仍然对这个国家正发生的一切懵懂不解，直到有一个傍晚，我跟创办了第一个中国农民城却又被官方人士不断“追杀”的温州龙港镇镇长陈定模在一间街边小铺上喝酒时，他冲口说出的这句话，让我酩酊开窍。从此之后直到今日，我考察中国改革史，无一不是从这句话开始，而我竟还发现，当今所有的社会后遗症和原罪也无一不与此相关。
“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这是台湾黑松汽水的一句广告词，在听到它之前我一直被职业和工作所驱赶，我不知道生活的快乐半径到底有多大，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则是无效的，我想，这种焦虑一定缠绕过所有试图追问生命价值的青年人。是这句广告词突然间让我明白了一切，生命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浪费，你需要判断的仅仅在于，这次浪费是否是“美好”的。当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便问自己，你认为它是美好的吗？如果是，那就去做吧。
“如果99％的经济学论文没有发表，世界照样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张五常的这句话让我放下了对职业的无妄执着。在此之前，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莫名和不着边际的使命感，总以为天下的变革都是从这些思想开始的，张五常的话让我突然明白，历史其实有它自己的逻辑和轨迹，我们所能为的，无非是论证它的慈悲与邪恶。当那些文字从我们的头脑中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便已经尽职，它的机遇与事实的结局已经与我们无关。
“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
记不得是不是写《穷爸爸富爸爸》的罗伯特·清崎说的，反正这句话的出现最终改变了我的个人理财观。尽管我对富人从来没有任何好感，但是我还是要承认，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进步都是他们创造的。你去全世界看遗留下来的文明遗迹，没有一个不与财富和权力有关。我所希望自己的是，站在富人堆里，但永远怀着廉耻之心。
“好朋友，见一面，少一面。”
这是一句大实话，乍听上去很难听，但是一细想却是一条真理。吃饭的时候，我就想“吃一顿，少一顿”，快乐的时候，我就想“这样的快乐有一场，就少一场了”。西方人说，“珍惜当下”，中国古人说，“人生苦短，秉烛夜游”，说来说去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当我在三十岁那年听到并甚为认同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便是皈依了一种生命观。
“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化光所有的钱。”
写出《 城南旧事 》的林海音一生当编辑、做刊物、办出版社，然后把赚来的钱换成了二十多套房子。到65岁，她突然宣布关掉出版社云游四海，每过几年钱化光了，她就卖掉一套房子，到82岁去世时，竟还有数套房子没有买光，于是留下上述遗言。我读到这段轶事时，竟非常感慨。我喜欢的作者沈从文去世时，弟子问他，还有什么遗言。这位毕生倔强的湘西人说，“对这个世界，我已无话可说。”相比沈老头和林老太，我更羡慕早年的前者和晚年的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