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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9 23:21:17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提到北美印第安人今天做的饰物还和几百年前一模一样,于是断言这个不能适应新世界的民族必将走向衰亡。近日看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又看到了几乎相同的论断,而论据也如出一辙(不过,我似乎应该反过来说柏杨的观点和托克维尔如出一辙才对,毕竟,人家托克维尔老哥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人物)。无独有偶,大约一年前看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看到了颇为相似的观点。钱穆说: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人事变了,制度就要做相应的改变,否则整个制度就会逐渐走向名存实亡。现在想来,钱老爷子在整本书中贯穿的中心思想也正是这一条。大约在钱老爷子做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深感于中国的制度和当时的世界局势不相容了。
无论是制度的兴废也好,还是一个民族的兴衰也好,大约都逃不出这条规则的制约罢。《三国演义》开篇即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分与合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以为,正是钱穆的这个观点:世易时移,制度是否能跟着变化。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冷峻地拒绝苟同很多人盲目相信的观点: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也不太相信这个过于乐观的结论。但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要改变已经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航向,花上三四百年也许并不算太久罢。我坚信,中国人一定可以顺应历史形势的改变,成为生命力和犹太人一般顽强的民族。一个也许可以用来支撑此观点的证据是,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行将结束的时候,不无犹豫地说:我们美国人也许也应该向中国人学习,他们也许比我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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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纯属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