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晚,看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里面专访一位京剧演员,这位演员的名字我没记住,但我记住了他做的事情:把一出戏演绎了三十年而不衰。他演的这出戏叫《徐九经升官记》。故事的大意是:明代一个读书人徐九经中了状元,却因为长相丑陋而仅仅被授了一个县令之职。后来因为因缘际会,被升为大理寺正卿,负责处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案件。徐九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畏权势,刚正不阿,据实断案,最后不惜褪袍挂冠(就是宁愿不当官了的意思)、结庐卖酒(弃官之后在市井之中卖酒为生),愣是把案件的是非黑白弄了个水落石出方才罢休。
这出戏在当时的京剧界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以丑角挑起整出戏的大梁,这在当时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不懂京剧,据节目里面介绍的情况看,京剧的角色分生、旦、净、末、丑,其中最容易成名角儿的是老生和花旦。这位京剧演员的父亲是一个京剧票友,把他送入戏剧学校的时候希望他学习老生,但是他在学戏的过程中越来越显露出丑角的天分,于是戏剧学校就让他转而学丑角。这样他父亲可就不干了,因为演丑角是很难成名的,送自己儿子学戏的目的就是希望他日后成大角儿,结果成了丑角,这不没指望了么。他老爹于是去戏剧学校交涉,想让他重新唱老生。在几经周折之下,戏剧学校为这位演员破了一个例:让他上午两节课学老生,两节课学丑角——其他人可都是该学啥学啥,不能串着门儿学习的。
后来的结果,也许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让他在《徐九经升官记》中扮演徐九经这个人物时如鱼得水,因为,徐九经这样一个人物角色,虽然外在的形象上是一个丑角,但本质上却是一个老生。因此,对两类角色都有深刻理解的这位演员成了出演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这出戏出来之后,一开始的时候并不火,人们对丑角能否挑起大梁深表怀疑,可是,渐渐地,这出戏的口碑传开了,于是,场场爆满。在香港演出的时候,人们在听完一场之后居然马上要求加场,并且十五分钟内加场的票就卖出了一大半,可见当时这出戏之火爆程度……
我在看这个访谈节目的时候就在想,虽然这个演员的成功离不开他在戏剧学校时的辛苦努力,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正是他的特殊经历让他具有了双重的视野和兼容并蓄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就是让他通过《徐九经升官记》这样一部戏成长为一代艺术大师的关键。
我也想起了《中国史纲》的作者张荫麟。张荫麟聪颖刻苦,在治学上极为用功。但是,同时代的人用功的也不在少数,为何就鲜有人达到他的高度呢。我觉得这也和张荫麟的视野有关。当时治历史的人很少有人愿意花功夫在哲学上,而张荫麟则不同,在留学美国期间,他除了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之外,也研读了大量哲学方面的书籍,这为他后来的治学打下来极为重要的基础。读过《中国史纲》的读者通常都能感觉到,在其优美的行文中间,常常能感觉到一种隐隐的精神,一种隐然不发的智者的气度,我想这和张荫麟的博学是不无关系的。最近,我在翻已故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的序言时,也看到了同样的叙述。陈旭麓先生提到,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在和他的一位搞哲学的朋友(可惜名字我记不得了)反复的探讨、辩诘中沉淀下来的。我以为,正是这种跨越学科界限的交流与碰撞,让陈旭麓教授的这本书历经数十年的岁月冲刷而弥真。
那么我的结论的是什么呢?我想,要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东西、好产品,就必须要有开阔的视野,兼容并蓄,从其它的领域吸收好的思想、好的做法,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兼容并蓄的胸怀、扎实肯干的态度,就必定可以厚积薄发,做出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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