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蚁族的宿命？

逃离！蚁族的宿命？

　　2010年3月4日，下午6点，北京。

　　手机系统程序员狄群揉了揉双眼，收起电脑，准备下班。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穿好外套， 脑中顿已有了“旅行路线”： 公司在国贸，他在回龙观租房，两地相距27.5公里，乘坐地铁1.5小时，公交车这个时间点要4小时以上。

　　软件外包工程师谢寒霜已经坐在651路公交车上，目的地是西北方向的肖家河，那里有间300块钱一个月的平房，是他在北京的家。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车 上，他想着今天的晚饭是到路口的成都小吃要一碗鱼香肉丝盖饭，还是到楼下的山西面馆去吃刀削面。

　　此时，在距离北京986公里的安徽利辛 县城，26岁的刘亮正在大街上找网吧。在这个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网吧这种 “高科技的玩意”似乎并不好找。他想查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成绩，还想看看安徽省的公务员考试是不是开始报名了。在回到安徽老家之前，刘亮是一只“沪蚁”， 白天在上海徐家汇的百脑汇卖电脑，晚上蜗居在4平米的“格子”里过夜。

　　2006年，谢寒霜、狄群、刘亮相继从大学毕业后进入it行业，谢寒霜做技术，刘亮做销售，狄群则既做过技术又做过销售。20年前，大学生是“天之骄 子”； 10年前，做技术、卖电脑的叫“it精英”； 如今，他们只有一个身份——“蚁族”。

　　“寻梦”北京

　　2009年末，青年学者廉思定义了“蚁族”这样一个群体名称，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从名称可以看出这一群体的三大典型特征： 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廉思认为，以教育背景为门槛把北漂划出一部分，可以提醒社会注意这一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数量还在不断膨胀的群体。

　　廉思和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的蚁族现象进行了调研，并于2009年底出版了一份29万字的《蚁族——大学生聚居村实录》。在这本书以及各大媒体的 报道中，谢寒霜惊奇地发现，与自己相似经历的年轻人竟然这么多。而唐家岭、肖家河、小月河、马连洼这些地方，现在都被称为“大学生聚居村”。

　　从谢寒霜现在租住的肖家河再往北走10公里，就是现今闻名遐迩的唐家岭，这个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村庄，如今已经聚集了5万以上的外来人口，其中大 部分是工作不满5年的大学毕业生。

　　刚到北京时，谢寒霜就住在唐家岭。2006年8月，他从石家庄一所二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工作却始终没有着落。一天，有个亲戚告诉他，大连的软件 外包行业很火，建议他过去试试。

　　当时，软通动力正筹划着进军日本外包市场，在大连办了一个“对日软件外包”培训班，只要培训合格就可以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谢寒霜觉得机会确实不错， 就交了8800元的学费。4个月的培训，主要内容是日语和一些针对大型服务器的程序设计，包括ibm rpg和cobol语言。因为有工作压力，谢寒霜比在学校时“多了一千二百分的认真”。

　　后来，虽然他们中80%的人都通过了培训考核，但却被告知没有一个人能留在软通动力。因为直到他们培训完，软通动力也没能从日本接到外包项目。由于有 约在先，软通动力承诺全力为他们推荐工作，不过大连没有机会了，他们必须去北京。

　　“蚁族”宿命

　　2007年初，谢寒霜背着一个大书包，揣着一张银行卡，坐了11个小时的硬座，从大连到了北京。一到北京站，一宿没睡的谢寒霜就被人领上了城铁，昏昏 沉沉地换乘地铁和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

　　在他面前的，就是唐家岭。

　　“这哪里算是北京啊，真是脏乱差！”回忆起 当时所见，如同昨日： 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回穿梭，裹起一团团的尘土； 街边是各种各样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随风摇摇欲坠； 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广告牌，写着“招租”二字。谢寒霜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 底。

　　在蜿蜒的小巷子里绕了五分钟，来到他未来的屋子里，谢寒霜一下就愣住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上下铺，其它的摆设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每月的房 租是280元，他和一起来北京的同学平摊。简陋的居住环境意味着低廉的生活成本。录用他的是一家it公司，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这么点钱，我只能住 在唐家岭。”于是，谢寒霜开始了自己在北京的“蚁族”生活。

　　几个月后，狄群也搬进了唐家岭，他毕业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学的是经济。为了当时的女朋友，狄群决定留在北京工作。他惊奇于“北京还有性价比这么高的 地方”，三四百元就有一个单间，三五块钱就能填饱肚子，18块钱就能吃上一顿自助羊肉火锅。

　　和谢寒霜一样，学校和专业也让他在求职时四处碰壁。“我们这些人，似乎一毕业就注定了要当蚁族。”这是谢寒霜和狄群共同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