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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Delphi
2012-03-27 10:39:22
老板一出事，企业跟着被判死刑，相关者无辜遭殃，这在市场经济国家肯定不是正常现象。获利者只有公权力机关，刑事手段滥用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对经济的干预。
现在法院判个没收某某某“个人全部财产”，其他财产共有者心里要打颤：企业恐怕要倒，资产全泡汤，可能连老婆孩子的那份也会被拿走。
近几年一系列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中，涉案财产的处理多被诟病：在法院判决前，相关财产已开始被强行处理，而监督和救济机制基本落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说，有关涉案财产的救济制度，已经提上中央司法改革的议事日程。他建议建立由法律监督机关批准的司法审查机制，由法律监督机关来批准实施，“不能随便冻结当事人的财产”。
领导小组“全面接管”
“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湖北天发集团法定代表人龚家龙2006年被抓，不久，一个由荆州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牵头组成的“风险化解小组”就全面接管天发集团。
吴尚澧，安徽兴邦公司董事长，2011年9月，因“非法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2008年末，吴尚澧被捕后不久，亳州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了“依法处置兴邦公司协调领导小组”。多位投资人称，一审尚未判决，该公司厂房、办公楼和在建项目均被查封，办公楼被私自出租，一处原本市值上亿的海南地块，以几年前的购入价被秘密转让。
最近被湖南高院二审判处死刑的吉首企业家曾成杰，在一审判决前，他的财产就已被由湖南省政法委牵头的“湘西‘10·2’非法集资系列专案组”悉数秘密处置。
近几年许多重大经济案件，都有各种“XX小组”的影子，它们除了查办案件，还直接参与了涉案资产的处置。
“这是变相的违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中国特色的专案组有一揽子的行政权力，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行政机关无权干涉。
兴邦公司投资人的代理律师张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司涉案资产并未随案件移交给法院处置，地方政府资产处置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处置结果不公开、不透明，容易导致资产流失和毁损。
而且，这些行为往往发生在法院裁决之前，即相关资产还未被正式定性，就已被事先贴上“非法”标签并处置。陈光中认为，这违背了刑诉法关于财产处置的规定，“除非是死亡或者逃逸，否则必须在法院的判决生效之后才能处置。”
尴尬的状况发生过。2002年5月，北京某民办学校董事长孟晓磊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山西阳泉中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2002年7月山西高院改判无罪，但是阳泉检察院以“充公”为由拒不退还扣押财物，其中包括一辆丰田轿车和99万现金。
这并非孤案。2008年8月龚家龙被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1年零7个月有期徒刑。经过申诉，2011年9月20日，法院改判龚无罪，但其上市公司S*ST天颐的股权已经在2006年11月22日被悉数转让。
牛刀杀鸡，众人遭殃
亳州市官方称，之所以紧急处理兴邦公司涉案财产，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的财产安全”，但案发至今3年多，投资人称，他们非但一分钱补偿款都没拿到，专案组亦未公布财产的处置情况。
由于大多数类似专案不走破产程序，而是政府托管，企业投资人和债权人的权利完全被剥夺。
按照破产法规定，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如果对于法院处置资产不满，债权人亦可以提出异议。
刑辩律师陈有西认为，政府关停当事人正在合法运营中的企业、秘密转让股权，亦有违反《公司法》之嫌，“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政府无权干涉”。
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黎强2009年涉黑入狱。据《财经》报道，黎强判决生效后，公司被专案组交给巴南区政府托管，后者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作组。据工作组人员称，公司虽由黎强委托代理人管理，但代理人亦须经区政府审核、甄选。“现在的渝强实业算是政府的。”
2011年5月，在安徽亳州市中院对吴尚澧作出一审判决后，六百余名投资人的委托律师向安徽亳州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被法院以“刑事部分尚未完结，暂时不能受理”驳回。
对于无辜的投资人和债权人而言，主张其财产权的最大绊脚石，是“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当刑事程序走完，受害者们往往发现：财产也跟着完了，已无实质权利可言。
按照刑诉法规定，如果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最高院在2000年的司法解释又将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
因此，诸如非法集资案的受害人，只能在法院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由于涉案企业往往被粗暴关闭，资产被过早处理，且程序不透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说，“先刑后民”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刑事案件未必判罪判得那么准，民事部分又遭受很大损失。”
另一个争议是，“民案刑办”。以集资诈骗案最为典型，集资诈骗究竟是民事欺诈，还是刑事欺诈，一直存有不同意见。
一起原本属于股东之间的经济民事纠纷，因为当地政府的介入而被上升到刑事案件。2008年10月，江苏牧羊集团大股东许荣华被关押，当地检察长亲自到看守所要许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
“当时他说只要我签字，立马无罪释放，否则弄不好再给我一个罪名。”许回忆称，他的股权转让让他的财富在一夜之间缩水了90%。
部门争利，监督缺位
只要跟案子沾上边的部门，几乎都在参与“司法执行”，特别是涉案财产的处理。
“涉案财产是一块大肥肉，公检法都想分一杯羹，常常因此争执不下。”陈光中说，据他所知，有的地方还要当地政法委出面协调。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强调，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没收财产的判决，无论附加适用或者独立适用，都由人民法院执行；必要的时候，法院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
现实中有些公安机关往往选择单干。
重庆大正商场（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当2010年2月因涉黑被判无期徒刑，据《财经》报道，除了马当账户存款由一审法院负责执行外，其余执行工作由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陈明亮、马当专案组”全权负责。
“公安机关工作的主动性要比法院强，这是中国司法的特色所在，加上办案经费紧张，公安难以摆脱部门利益的困扰。”重庆一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资产评估机构一般由公安直接指定，加上因为是涉案财产，问津者寥寥，起拍价定得畸低。马当的代理律师刘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专案组告知海南地块的售价为35万元/亩，但据他私下打听，实际交易价格为45万元/亩。虽然判决生效后的两次拍卖以流拍告终，但从查封到拍卖，马当家属毫不知情。
由于马当所有财产均被没收而生活堪忧，马当的家人曾多次向重庆法院申请给予马当家人生活费，以及剥离马当和家属共有财产，但均遭拒绝。刑法规定，“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