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改革、民主政治和道德教育》
人口多资源少环境脆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如何在特殊国情下解决种种社会、经济的问题？这就需要认识到 “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是很容易。” 而且明确“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象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 要搞好民生，人们首先要明白“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 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之下，实行合理公正的节约调配和平均地权、发展国产、节制资本为主的均富以济民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但缺乏民权的“改革”在占人口极少数权贵和利益集团主导和疯狂逐利之下，却已演化成一边是民众普遍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了老、就不了业、申不了冤，生活和工作环境恶劣，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基尼系数0.45以上，缺乏社会保障民生艰难的社会现实；一边是处处以官吏为本，不断用人民血汗钱来填补 “高薪养廉”的黑洞，官僚体系和国家机器史无前例地不断臃肿膨胀，还有一年数千亿元的巨额“三公”消费。这还是明里可见的，至于暗里面富可敌国的资金外逃、贪得无厌的贪污腐败、无法无天的官商勾结以及官僚子女亲友以公权谋私利的“官商”行为就不知是不是深不可测的冰山底部了。如果有一天民贫弱国被蛀空的黑幕真的暴露无遗于世人眼前，将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啊！（希望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情况少一些。）
现从网上多如繁星的事例和统计报道中随便信手拈来几个：
“用联合国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１美元以下的标准看，中国目前还有１．５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１２％，居世界第二位。（如果是一天5美元以下的国人就不知是几亿了？八亿九亿？没有工资收入的未成年人还不算在内的）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0%。而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或0.54左右（基尼系数为 0.1 的时候，就表示绝对平均。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大约为 0.16，堪称非常平均。据介绍，基尼系数一超过 0.4 ，就过了警戒线。一旦达到 0.6 ，社会就会进入动乱失控的状态）。目前，贫富差距达大的后果日益明显——国内需求受到严重影响，富者有钱但消费增量小于收入增量，贫者无钱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对于广大人民甚为关切的住房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富”运动，以更多的人的穷困为代价！资本的门槛，决定了进入富人俱乐部人员的资格；而土地的国家垄断，决定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分肥者，只有与当地政府当权者有特别关系的人才是‘造富’运动的宠儿，并且，毫无疑问，钱权勾结也造就了一批官员富翁，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有个亿万富翁自白：‘今天，最有效、最快的发财致富方式，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我自己口袋里的钱。国家的钱实在是太多了，没有谁数得清楚，也没有谁能将其看守得天衣无缝，而且，实际上许多看守国有资产的人并不反对把国家的钱放进我的们腰包。’”（国有资产应该是国有民有不是官营官有的，应该由人民认可的公正专业的机构选择德才兼备者，再经全体企业职工表决同意的经理人才有资格在人民监督下管理国有资产，由官僚们自己指派指定国有资产管理者根本就是违法的。）
现在很多人已经知道，中国现在的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其实是政治的问题，是政治落后和腐败的问题，是政治不民主的问题，是社会道德风气沦丧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呢？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无一不是从“民为本” 、“德为重”着手的。“民为本”包括民权和民生双重含义，因为国家本来就是属于人民的，国家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的，更不属于某个官僚集团，国家的财富也是人民创造的，“民为邦本”不是统治者唱的沽名钓誉高调，也不是统治者给人民的恩赐，而是事实上就是如此，简而言之即“民为国主，主安即国治”。违反民本原则失民心的政权，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会被推翻或被替换，在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则是民主政治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自古以来，平时不事生产劳作却养尊处优的大小官吏们都是靠人民养活的,官吏们“为人民服务”当然是天经地义的，是本来就应该做到的份内之事。如果靠人民养活的“公仆”不能报人民之恩，还要对人民摆出一幅居高临下的奴隶主官僚脸孔，还要以公权谋私利压榨人民，那就是天理不容了。我发现当今民瘦瘦而官肥肥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当然也不会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宫室崔嵬兮，民之劬劳兮，辽辽未央兮.”---看看近年来各地几乎不计成本的豪华政府机关大楼如“雨后竹笋”般不断从平地“崛起”,再以此来比较民富国强发达国家陈旧过时的政府楼,人们也许可以从其中的巨大反差，看出一些官本政治祸国殃民的端倪来（在许多民生艰难的贫困地区，豪华的政腐大楼在周围破旧楼房映衬之下可真是“鹤立鸡群”，更能体现出 “××特色”）。
那么为什么在某些国家,人民遇到官吏损害民生祸国殃民，却只能望而感叹不能有效制止与惩治他们呢？其实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中山先生很早就已经给我们指点出迷津了----“三民主义的道理，原来是一贯的。如果要考究他们发生的次序，世界各国都是先由民族主义到民权主义，再由民权主义进到民生主义。《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21年12月7日）”---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实现民族自由和主权独立的民族主义后，就要民权主义，先有民权，然后才有民生。缺乏民权---这也是人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试想：人民缺乏民权只能任由官僚和奸商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哪会有真正意义的民生可言？在官僚专制的国家，官吏们仕途和前程都是由他们的上司和上级“吏部”决定的，除了极少数刚正不阿的，绝大多数官吏往往是昧了良心唯上是从，以升官发财为首要目标是图而甚少顾及人民。什么情况下唯上是从不会害民？按照中国古代民间的观点，除非官吏们的上司是一个百姓所期望的很自觉自省“为民作主”的“清天大老爷”，但是除了魏征、包拯、海端等几个讲来讲去的贤臣，除了周文王、唐太宗、汉文帝等几个讲来讲去的明君，中国历史上到底还有几个明君贤臣？而且所谓的明君贤臣也只是相对那些贪官污吏而言的。家天下官天下专制奴性的土壤之下，出德才兼备好官的概率当然是极低的。
中山先生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而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要改革以官为本为以民为本，要改革处处为官吏利益着想到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就必须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权主义，人民作主的民主政治正是治疗中国几千年来官僚专制所形成的腐朽官本政治痼疾和除却“公仆”们普遍存在的泯灭道德良知轻忽人民唯长官意志是从奴性自私意识的良方。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权力一定要有人民的民主监督和认可。
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以民治天下”，人民必须要有“直接民权”，即“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方“可言主权在民”，否则“人民徒有政治上主权之名，没有政治上主权之实”，只有人民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当家作主，才能实现民主政治。直接民权应“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基本，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如是则所谓自治，始为真正之人民自由，异于伪托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据之实者”。“三千县之民权，犹三千块之石础，必可有成。”所以“共和之坚固与否，全视乎吾民，而不在乎政府与官吏”若共和国“专恃民力，使吾民能人人始终负责，则共和目的，无不可达”“若自治不立，则民权无自而生，浅之如户籍无法，虽选举亦伪” 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则“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对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中山先生说：“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中，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家，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对于中国的民主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区别，中山先生说：“我们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国家，要驾乎欧美之上。”以上中山先生关于民权（民主）的论述即使在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政治改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的。
说到“德为重”不禁使人想起：“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以正治国，无有阿枉，修十善行。尔时诸人民亦修正见，具十善行。”
如果要对官吏进行道德教育，首先要教会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是靠人民养活的，自己的每一分俸给都来自他们的衣食父母—人民，这样的教育才算是真正的 “饮水思源”教育。还要教大小官吏们深刻认识到国家的资产是全民所有，如果偷盗国家资产一分钱，就相当于偷盗的一分乘以全国人民的人数，所以偷盗国家财物的恶劣程度比偷盗个人财物更严重，以此类推浪费国家财物也是很可耻的行为。如果加入政党的目的是升官发财，不是为了实现利国利民的主义和理想,那么因地不正,果必迂曲,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党肯定是不具备先进性的。要使政党真的具有先进性,当然要如实地看问题在因上努力,而不是大张旗鼓万里挑一树几个 “先进”，这样的教育除了浪费人民血汗钱却无道德教育的实质作用。试问政党中很少数的“先进”就能说明政党自身是先进的吗？混淆少数和多数的关系，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无论是对于官吏的道德教育，还是全民的道德教育，首先应该注重的是个人道德修为，因为个人道德无疑是道德体系的根本所在，不深刻重视个人道德的是非荣耻教育，却热衷于去大讲有关国家、社会的荣耻无疑是很空洞的道德教育空中楼阁。
自古以来，不伤害他人乃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偷盗公私财物乃至义利节用济贫救困，不邪淫而贞良守礼夫妻相敬，不妄言而诚实无欺，不两舌而无人前人后搬弄是非，不恶口而出言慈和文明，不绮语而言说质直有礼等道德准则都是超越时空的人类社会公认道德准则，一个人人比较遵从公认道德准则的社会，自然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会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和民主政治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有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民主政治就是多数人的良治，没有官僚专制和奴性土壤的良治，少数人合理合法的权利肯定也会得到有效切实的保障。
建立人民作主的民主贤明政治和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实为治国之要之根本。由此根本之固，公正廉明之法治，人民安居乐业之社会、自然环境亦不难建立。要实现天下为公以民为本，要靠全民民主意识的觉醒，要靠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要靠中华仁人志士们为公而忘私坚韧不拔地努力。中山先生曾说:“我们的三民主义应该一贯做去，是扫除一切不平的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细流汇成沧海，我想如果中国每多一位“扫除一切不平”公义之士的努力和呐喊，中国人民作主的民主政治就会早些促成，官本位官僚专制就会早些破除，人民安居乐业的日子就会早些到来。
(民为国主是我另一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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