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8至10日在北京西郊开了一个小小的学术讨论会：“‘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研讨会”。会议规模虽小，却是一个横向幅射与纵向震动很大的学术会。与会者不过30多人，绝无轰动效应可言，但从与会者的专业品类却可以看出会议重要的端倪。他们包括来自语言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美学、书法及诗歌写作等专业的诗人、学者。引起这次会议的是一篇风格特异的短文《字思维》。石虎先生是一位海内外闻名的画家。他的这篇短短的“石”文，却名符其实地在语言、诗歌、文化界起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震撼。这震波完全可能扩散到21世纪，到海外华文及拼音文字区域。这篇短文从形式和内涵上很像一座现代抽象雕塑，让我想起在比利时见过一座形同螺壳的铜雕，名似为“不停息的运转”，在某些方面，此次研讨会也会在未来的世纪中引起汉语文化、汉诗理论及世界语言界学术探讨的“不停息的运转”。我因为近年常思考我们的5000年文化如何在现今世界中再现真身的问题。并因为当前对我们文化传统进行深层反思的学术会不多，故对于这个讨论会抱极大的兴趣。会由《诗探索》刊物组织，虽只开四个单元时间，但其内容之丰富与讨论的活跃却是我所参加的国内外此类会议中最浓缩、经济、而且富有启发性的一次。会议的头两个单元是由各方学者提出有关汉字、汉语、汉诗、汉文化在文字、语言哲学、美学方面的价值与审美观。第三、四单元则不强调发言的系统化，而是短兵亮相与交锋。前者显出我国学术界的深思，后者则是颇具辛辣味的学术挑战：若无前者这场重要的学术讨论可能流为零星散漫的插话而已，但若无后者则当前人们的思考、疑虑的广泛多元又得不到表现，则会议将成为失去现实活力的冗谈。所幸体系与闪光在这次会议里得到很好的平衡，学术的耐心与火花的强烈都得到发挥。会议后我仍常在思考会议所留下的不少“思考题”，这也许正是此次学术探讨最可贵的一面吧。现就我所深感兴趣的一些主题在下面进行一番会外的评头品足。
首先，这是一个很难聚焦的会。因为石虎先生的极有个性的短文本身是聚焦在汉字的结构所蕴藏的中华文化，尤其是哲学的原素与诗学的交界处。他说“汉字从小寓大，以字寓道，是宇宙的内在本质之本元形式”，这是在哲学的层面上，此外在美学的层次上石虎先生提出汉字“字象”的审美与其所诱发的“物象”的审悟，相互作用，而产生了“意的延绵。这种字象意延绵具有非言说性，它决定了汉诗诗意本质的不可言说性”。这种极为精辟的理论涉及了汉字所特有的及物与超物的双重性，汉诗的可言而不可尽言的神妙的诗性。可以说，石虎先生的短短几千字的短文触及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诗论家从范诺洛萨到庞德、艾略特所日夜思考的现代诗观，同时又是尼采、索绪尔、海德格尔、拉康、德里达等西方现当代语言哲学家所不断阐述的当代最新西方语言哲学，即结构一解构语言哲学。所以在这四个单元里我们这些与会者如何一刻千金地投入这个课题的思索与争论，其紧张的情况可想而知，令人既兴奋又焦虑，时有面临智慧对我们挑战所形成的深渊之感。此外，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诗人理论家，科研工作者的行囊中本已装满自己的相法与疑问，如何在会议过程结合选题进行交流，也是一种压力与紧张。直到散会，颇有仍在序曲阶段的感觉。这造成会议虽结束而余音缭绕的正面与负面的双重效果。语言学家徐德江先生因“字思维”论的提出触发了一向研究的汉语优越性及其本世纪被西方语音中心论所曲解压制的问题，以及汉文化因此受到的忽视与挫伤。与此有关的是安子介先生的汉字学理论与解构语言哲学家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论的批判及对汉语象形文字的肯定。德里达认为汉语文字以视觉现实为基础的象形体系由于其不受抽象思维、逻格斯及语法的框限，可以免受形而上学思维的危害。这些自然与“字思维”的理论内核有极密切的联系，但又超出了审美范畴，而直接进入母语与民族文化特性关系的语言哲学层次。与会的诗人与诗论家则更关心汉文字的“字思维”如何影响诗歌创作。从美学的角度，如何从有形的描述达到无形的精神境界则又是一种艺术审美层次的讨论。倾向于现代化诗语的诗人又提出现实生活直接产生的口语语境如何能与汉字的古文化内涵相接，古文化的踪迹如何能与现代生活、思维、语言并肩呈现在诗歌文本中？是否现代生活语境已不再可能容纳数千年的古老文明的音韵？这里深深埋藏有我们曾经光耀世界的古老文化传统是否仍有生命力的忧虑。如果一旦答案是否定的，中华汉语文化的明天岂非唯有以西方拼音语言文化为中心，并成为其模仿与追随者？即使不完全将拼音化进行到底，我们的母语及书面文字岂非也只成为失去灵魂与生命的空壳？这种危机感在世纪末确实成为对我们一向自称有5000年文化的现代化大国一种十分强劲的挑战。至今由于汉文字的存活使汉文化成为几种世界古文化体系中硕果仅存者，然而它还能存活多久？今天在诗歌界的青年诗人们的心态多倾向向西方现、当代诗寻找出路。会上并没有直述此种论点者，但由于现代语境与汉语古文化传统如何接轨与交融仍是没有解答的疑问，能有多少诗人有解开此种谜的内心要求和耐心探讨呢？因此在发言中能听到一些犹豫，认为这种重新与古老诗学和文化接轨的愿望是一种“乡愁”，反映一些文化心理的不平衡。显然在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接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上会议中看法是不同的。汉语诗歌创作的明天能不能汲取自己母语的数千年传统的精华，它与模仿西方，及反映当前有无并存的可能，仍是埋在很多与会者心头的疑惑。石虎先生及一些老知识分子在长期与西方现代及后现代艺术接触后，颇有蓦然回首发现中华古文化传统早已等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灯火阑珊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传统早已孕育有现代主义的元素。在人类精神探求的大循环里，几千年前东方心灵和头脑已擦身驰过这颗人的智慧的星辰。现在西方文化飞行体又重新进入它的轨道，并且不停地发出信号，这些信号反而令我们找到自己先祖的碑铭的文化记载。特别是老庄与解构哲学相遇，东方线条与马蒂斯和梵高的相遇。这是一部分艺术家和学者的认同。但在一些青年的诗人中他们的脑后不再有历史的遗迹。他们对历史负担的摆脱使得他们正驰向当代的西方光源。在这两者间中国文化产生一个族转的椭圆球体，两种思维都在探索和期待，期待一个新的不同于今天的世纪的到来。
在阔别数年后，此次与会的青年理论家都显得更成熟了。李震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他已经深思了很久，他关于语言的思路显然已经更深入到当代语言哲学的核心，很接近解构的语言哲学。重要的不同点是他仍保持对“本质”、“源头”的本体论，这就使得他对恒变的宇宙观保持了距离。他对母语的定义说明他是一位万变都归宗的信仰者，这与海德格尔所提的语言的源头有本质的区别，海德格尔的诗与语言都考虑天、人、自然的交互影响，并不接受形而上学的不变的源头。在青年思想家中的这种古典的“源头”与“终极”的思想仍与他们所希望进入的当代思维有矛盾。在传统问题上也因此有一种“回归”的情感，实则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等待人们回归。人们在探本溯源的活动中实则是在进行一种踪迹的运动，既有旧又有新，在画着相似而不相等的圆，是有选择地、有省略地、有创新地、复杂的踪迹运动，回归而不等同，重复而面目相异的轨迹运动。这与直线回归，一切复旧的古典形而上的思维截然不同，也是我们在考虑传统的继承维护中必须考虑和识别的两种哲学观。解构观与老庄所考虑的都是无名、无形、无声的踪迹或“道”的运动，而西方形而上的逻格斯则是强调有声、有形、有在（PRESENCE），永恒不变的神的“大在”（BEING），它是万变之宗。
会上在讨论“字思维”与诗创作时也潜在一种倾向，就是将诗创作建立在单个汉字上。譬如有一位作者认为他的每首诗都是来自字的启发。创作的开始当然任何一种物都可以唤醒诗人心头的诗，但是诗比任何“字”，任何物都要大。诗人的创作直接影响着诗的阐释。一位青年诗评家陈超在会上以最大的宽容表示了他对诗歌评论的多元的看法，他认为诗歌解读应当依据诗人创作的路子进行。对于他来讲无语法，无主题，由字堆成的诗也可以将每个字看成一独立空间来解读，而对于有主题有章法有发展的诗则可以追随其路线进行解读。我认为陈超的主张是一种解读的最大宽容。但对只有字的聚集的“诗”的解读大约只能是解读者主观的审美创造，是一种超出任何误读的彻底误读，因为它已经完全无法有任何文字的客观结构依据，也许可以算是一种超出任何解读的原生性阅读，确实已无正误可言。正如去读一片云，一片墨痕，全无正误可言。这种阅读观出现在阅读一贯以尊重作者原意为主的中国，确实令人吃惊。由此也可看出在过去数年中中国青年理论家评论家观点的急剧发展。“字思维”的提出对我来讲更多的是启发我们去感受隐含在每个字的形象中的文化思维，这种在有形的文字后一些隐约存在的审美活动使得整个文本增加不少感性的、丰富的主体性，正如一幅画因光、色的丰富而增加了不少美感，但并非可以——言传的。汉字的内涵的智慧、哲理与造形美并不应当在欣赏与评论中与文本割裂。它们如嵌在艺术品上的宝石，虽各自有光辉，却在组成整体中存在，诗必须大过字，字的诗的功能必须在诗的整体中发挥作用。以字来代替诗，则削减了诗的不可穷竭性，诗意旷而无名，如将其框限于字，则如一条小舟被系于木桩，失去远航的可能。总之在诗与其字之间有一种“潜文本”的朦胧联系和诸多“文本间”的联想。但诗大过这一切，大过有形的文字。使得诗更丰富的是那无形无声而不停来去于诗与字间的踪迹运动，它活跃了诗的生命。汉字的强烈的暗示功能，触发联想，使诸多潜文本的片段溢出字面，这形成读者与文本间的一种场，它之所以不可言传，只能感受和领悟，因为任何概念化都会将其框限在技术化的文本分析内。中国诗歌，由于其汉字的象形特殊性。这种无形的场与其境界有很强的联系，境界不在字中，而在诗的整体上，因此我们在探讨“字思维”时不应置诗的境界与整体魅力不顾，而陷入对单个字的拆解和剖析，如果从单个字出发写诗，则稍不小心就会陷入字的游戏的雕虫小技，而失去诗的高度。
由于前面所提到的会议讨论聚焦问题，并没有对“字思维”作为汉字象形体系的特点展开充分的讨论。因此在比较汉语与西方语音中心的拼音文字时，孰优孰劣问题并没有共识。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前者重传统逻辑西方语法，在作为工具的一方面，自有其优点。在自然科学的表述中或更能为科技写作者所接受：但其行文趋于僵化、抽象、冗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表达深层意识与精神境界方面，较之形声体系的汉字的暗示功能、联想兼容功能、突破时空局限等方面，显然略逊一筹。近年一些大量吸收翻译语言结构的我国理论文章之所以令人难以卒读，正是因为它在表述玄理与意思时舍汉语空灵之长，取拼音语系冗长造作之短，造成文体僵化，行文赘冗，句法尽量欧化，虽表面似精密，实则并不准确。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长期忽略对汉语特性的研究，以至形成对西方语言结构的盲目推崇。有意无意地对自己母语贬低和遗弃。在近年和世界文化交流时，并没有“化异为已”。反而“舍己求异”，视语体的欧化为先锋的标记，其实先锋性体现在思维与认识的先锋，而将语言作为纯工具，任意摆弄，舍弃自己的母语，恰恰是不符合当今世界语言学的前沿认识。在和世界文化进行交流时最主要的是吸收他人的优点以发展自己，也就是化异为己，
这种他文化与我文化的荡激及融合正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如果交流成为自我否定与模拟他者那实际上是文化殖民心态。在21世纪，中华汉语文化若要重放异彩应当有一个真正平衡的文化心态，走出盲目自大与潜在的自卑，这两者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一个会议的丰富涵义既呈现在会议过程中，更体现在其余波令人追思与反复分析体会。正因此，石虎“字思维”论引起的诗学研讨会的层层余波说明它是一个规模不大、影响久远的学术会。它不可能是这类研讨会的最后一个，在21世纪人们会重新忆起它，而比今天理解它的意义。
1996.11.18
转自伍佰艺书画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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