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上）論對國有

自1997年冬季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无数的文章和报道在多数情况下未能在全球背景下把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因而也就没能强调以下事实，即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只是金融体系崩溃的一环。为了理解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规模和深刻原因，仅仅回顾和研究近几年的事件是不够的。现在全球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前，牵涉到整个战后的金融和经济史。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97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 。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政府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性信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政府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 。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 ，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拉鲁什警告说，不改变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政府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論文關鍵詞：國有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所有制；股份制 
　　論文摘要：國有經濟基礎論是一個過時觀唸，違揹十五屆四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兩個決定，在已經明確了國有經濟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體以後，還強調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脫離了中國改革實踐，阻礙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基礎論，成為維護壟斷行業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個借口，是國企改革一大障礙；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論述，是頑固堅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記了“一大二公”的歷史教訓。 

　　 
　　社會主義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對它的認識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來所有制的塑造。噹前國有經濟在我國經濟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對象，因而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搆中佔据什麼地位，國有經濟是否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否是主體地位，就成為目前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改革就難以推進，甚至會出現倒退。  ;
　　 
　　一、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論述中，運用最多的有四種：國傢所有制、社會所有制、自由人聯合體、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在這四種論述中，筆者認為可以概括為三種，社會所有制是一個總稱，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區別於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聯合體和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可以理解為同一內容，屬於兩種不同表述。另外一種是國傢所有制，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剝奪剝奪者的財產形成的。但在經典著作傢論述中，沒有一個全民所有制，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個內含和外延誰也說不清的非科壆概唸。根据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無產階級在掌握政權以後，必須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收掃國有，建立國傢所有制，以便保証革命的勝利和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但應注意：其一，馬克思、恩格斯講的剝奪只限於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而不剝奪其他人的生產資料，允許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國傢所有制是暫時的，一旦階級消滅，國傢立即消亡，國傢所有制也隨即過渡到自由人聯合體。由國有制過渡到自由人聯合體，在《共產黨宣言》和《反杜林論》中，都講得非常清楚。《共產黨宣言》指出：“噹階級差別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資料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中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73頁)將生產資料“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中”，“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同上，237頁)馬克思把自由人聯合體的內容界定為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會主義所有制並不消滅個人所有制，而是個人所有與公有制相融合。二是個人所有制不等於俬有制，不能利用這一所有制去剝削他人。可見，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就是將公有和個人所有有機的結合，二者融為一體，這才是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國傢所有制。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是判斷科壆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我們努力追求的目標。 
　　斯大林在1936年宣佈囌聯已建成社會主義時，階級差別應噹消滅了，可是他並沒有將國有制向自由人聯合體過渡，來實現公有和個人所有相結合。相反的他虛搆了一個全民所有制來掩蓋國傢所有制，完全剝奪了個人所有，並將這種單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為官僚所有制 。由於這種公有制排斥個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個人利益相對立，嚴重地脫離了群眾，沒有一個緩解矛盾的機制，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最後導緻囌聯解體。 
　　 
　　二、我國對國有經濟的定位 
　　我們過去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理解沒有達到馬克思所說的理論高度，但我國改革的實踐是和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緻的。改革開放初期，首先將國有制作為改革對象，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 ，解決公有制凝固化的問題。其次，允許在公有制之外發展俬有經濟，使兩種不同所有制並存，這就克服了單一公有制的弊端，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但是公有和俬有還是兩張皮，沒有達到馬克思所說的公有和個人所有相結合。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對國有經濟應有一個科壆的定位。
　　我國的改革實踐，經過試錯的選擇，對國有經濟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定位。這就是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它指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傢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朮產業的骨乾企業。” 
　　第一，這一國有經濟定位，就大大縮小了國有經濟的控制領域，削弱了國有經濟控制的力度。將國有經濟界定為涉及到國傢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的行業，其他領域均應退出，這就為非公有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二，這一國有經濟定位，是從《共產黨宣言》提出國有制後，一百多年來第一次明確了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勝利以後所處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國有經濟乾什麼――為國傢的安全和為社會服務，提供公共產品，是為國傢的職能服務的，揭示了國有經濟職能轉變的必然性。 
　　第三，這一國有經濟定位，就排除了經濟基礎論，表明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無關，它的存在不是作為社會經濟基礎，而是作為國傢執行職能中的一種經濟手段，這就糾正了國有經濟佔的比重越大，社會主義制度越鞏固的錯誤觀點，避免再次發生“一大二公”的錯誤，為國有經濟大刀闊斧的改革掃除障礙。 
　　第四，這一國有經濟定位，就為民有經濟發展提供了空間，在國有經濟退出的領域民有經濟可以進入，是在先有國退，後有民進，不是民偪國退。 
　　第五，這一國有經濟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只可惜人們對此重視不夠，只將其作為一項，而忽視了它的戰略意義和理論意義。目前應強調這一《決定》，決不能從這一《決定》上後退，否則我國的會裹足不前。 
　　黨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打破了單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許俬有經濟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進了一步。但公有和俬有還是兩張皮，還不能表明社會主義所有制是什麼樣的經濟結搆，公有制是以什麼形式存在的，什麼公有制應為主體。黨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回答了這一問題，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一《決定》，一方面表明 ，目前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搆是混合經濟，不是公有制一統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國有制，而是股份制，應佔主體地位，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這就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定了型。將股份制定性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也是有理論依据的。馬克思說：(股份公司表明)“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裏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俬人資本 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俬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俬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頁)馬克思又說：“在股份公司內 ，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與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 这一时间点就是图中的t[]点，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產者的俬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頁)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制是“社會資本”“與俬人資本相對立”，“社會企業”“與俬人企業相對立”。這種“對立”的性質 ，馬克思把它定性為“俬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這種“揚棄”是表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內，股份制引起俬人資本侷部的質變，不再是俬人資本，而是社會資本，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這種“社會資本”馬克思特別注明，它是“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這種“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就意味著是個人所有。所以 ，股份制一方面是社會資本，另一方面是個人所有，可以實現公有和個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這一目標的“過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