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某种税法不可能同时兼顾“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公平与效率价值之间表现为非稳定性。美国税法的历史发展也说明公平、效率价值之间是反复博弈的。在我国新一轮税改中应贯彻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从而探寻出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
[关键词]税法；公平价值；效率价值；非稳定性
“对税收目标的判断选择实际反映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物质利益、终极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争议。其中效率价值优先无疑是代表了工具理论优先、物质利益优先、功利主义优先。平等价值优先则是提倡价值理论优先、伦理原则优先、终极价值优先。”这就决定了在税收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会对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有不同的偏好。20世纪末期以来，最适课税理论越来越成为各国优化和完善其税制结构的理论依据。最适课税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促使各国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尽力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体系。本文旨在理论上厘清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具体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以期对我国税法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立法有所裨益。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理论考辨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渊源
税法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设置和征收某种税能否满足公平或效率需求，其体现了立法者所追求的价值。历史上，税法公平、效率价值多以税收基本原则的面目出现。威廉?配弟在其《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平”、“简便”和“节省”等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随后，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18世纪末古典亚当?斯密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 ；19世纪后期，阿道夫?瓦格纳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到20世纪，经过萨缪尔森等对其进一步阐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税法价值表述，如平等、公平、中性、经济等。尽管其总结归纳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两个基本原则，或者将“公平”和“效率”作为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可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的核心，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税法都必须具备其中之一，才能称之为合理的、正当的税法。
(二)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概述
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税法作为法律范畴的特性和其固有职能决定的”。公平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价值目标，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包括两种公平：一是横向公平，指对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同等征税，这种公平也被称为税法的形式正义原则；二是纵向公平，指对不等经济地位的人实行差别待遇，抑制经济地位高的而照顾经济地位低的，不同支付能力的人不等纳税，收入多的人税负重 ，收入少的税负轻。爱泼斯坦认为“可以用税收来重新分配财富”，所谓税法的纵向公平就是“分配正义”，即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实行不同的干预才算得上是公平。
税法的效率价值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 ，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由此看来，其包括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由于行政效率属于的范围，故本文不予考察，本文只考察税法的经济效率 ，即税收法律制度应为促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中性税收制度，税收的课征应当尽可能避免对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1、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原因 。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所以具有非稳定性，主要是因为税法功能位阶秩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必须根据具体的税种和具体的社会背景才能最后确定。这就导致税法的价值体系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稳定性而处于相应的不确定的位阶上，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税种的情形来把握。胡泊曼指出：“各种价值不仅有不同的‘高低阶层’，其于个案中是否应被优先考量，亦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一种‘较高’价值可能必须对另一‘较低’价值让步，假使后者关涉一种基本生活需要，而假使不为前述退让，此生活需要即不能满足的话。”
2、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矛盾的统一体。税法的公平价值在于保障国家对个人财富在公民之间的平等分配
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分析美國州保嶮企業稅收制度及啟示，但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达到在所有分配上的绝对平等，因为绝对平等将导致个人能动性的丧失，社会会因此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在社会分配中保持一定的张力是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税法的效率价值予以保证；同时，税法追求效率价值也只能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全面发展。事实上，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在多数情况下有利于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反过来，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也与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并行不悖。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基本财富的平等分配，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拥有更多的利用自身权利的能力。
3、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在我国税法中的表现。一方面，从具体的税种可以看出其不稳定性。如在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等财产税中，其价值体现为再分配的公平价值；而在增值税、税、营业税、印花税等流转税和行为税中 ，更侧重于税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非稳定性还表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态势下对税法的适当调整 。主要表现在贯彻国家的某项特定的政策，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始于1983年，在控制自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自1998年以来，我国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与此相适应，1999年下半年我国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自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二、CA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实证研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
如前所述，税法以“收入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公平价值”和以“经济运行的效率”的“效率价值”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有先后顺序和强弱之分。即“公平价值”是一种“强价值”或“普遍价值”，是税法追求的终极价值；“效率价值”是一种“弱价值”或“片面价值”，是税法在一定经济形势下的权宜价值。两种价值的位阶也并非永恒不变，它会随着具体税种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而变化。在这方面，美国遗产税法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是立法者在税法“公平”和“效率”价值之间反复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21世纪以前的美国遗产税法以公平价值为首要目标
现行美国遗产税法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外部战争和内部的动荡不安时期，立法者们希望通过平等性、公平的价值来谋求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因此设立了旨在对世袭财产进行再分配的继承和赠与征税的遗产税法体系。应该说，其体系的设置、税率结构和纳税义务人等的规定都符合了税法之公平正义要求。
1、它实行的是三位一体的总遗产税制，体现了公平价值。所谓三位一体税制是指在税种体系中，遗产税与赠与税是合并统一征收的，并适用同一税率；而隔代转移税，作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一个补充税种，主要是防止遗产隔代转移以逃避应交遗产税的行为而开征的。隔代转移税的实质就是对财产的转移在每一代都征一次遗产税，以达到与不隔代赠与结果保持一致的目的。这样，不仅对公民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行为进行了再分配，也有效地避免了财产的直接和间接转移中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从体系上体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2、它规定的义务人纳税的原则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美国实行的是总遗产税制，即遗产税和隔代遗产税就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价值课税，以遗嘱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义务人；同样，赠与税是就赠与人所赠的财产的价值课税，以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这种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符合公平价值的要求。因为这样规定决定了作为调节社会成员财产差距的遗产税有必要将接受者作为纳税义务人，从而减少由于家庭出生所造成的市场体系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偶然性基础，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3、它确定的累进税率贯彻了公平价值。(1)累进税率有利于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2)累进税率结构的设置是所得税制的有效补充。首先，美国遗产税实行的17级超额累进税率，弥补了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其次，美国遗产税是对美国个人所得税不予计征的应税所得项目、所得扣除项目和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的补充征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资本收益转移时的征收(美国税法对个人所得的资本收益都采取了低于其他所得税的税率)。因此，作为所得税有效补充的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是税法之公平价值的必然要求。
4、它有利于慈善捐赠行为产生，实现了公平价值。对1982年死者遗产税申报与他们1981年的联邦所得税申报和其继承人1981年的纳税申报的比较研究表明，遗产税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税税率与慈善捐赠行为呈正比关系，即税率越高，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率越高；二是死亡时的慈善捐赠与遗产税的边际税率联系紧密；三是遗产税对慈善赠与的抵免也鼓励了死亡时和生前的慈善捐赠行为。因此，美国遗产税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现了税法的公平价值。
(二)美国最近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体现了税法效率价值趋向
1、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经济背景。事实上，布什2001年的减税方案和他就任总统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2001年布什就任时，适逢美国经济从历史最长的巅峰跌落，面对这种经济情况，供给学派得以广泛推行。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自由放任。他们充分肯定了减税对刺激生产的作用，强调税法的效率价值。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为刺激经济复苏，布什以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每年都推出一个减税计划。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连任竞选中 ，布什仍反复强调要将他推出的一些减税措施永久化 ，其中当然包括对联邦遗产税的减免。
2、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内容。过去200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遗产税曾三次开征，三次废止。1916年，政府第四次开征遗产税，延续至今。是保留还是再次废止?美国两大政党各执一词，争论不断。2001年7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大规模减税方案，有关遗产税部分规定从法案生效日起，逐步递减，2001年为55％，2003年为49％，2004年为48％，2005年为47％，2006年为46％，2007年为45％。遗产税将在2010年停止征收一年，但同时又加了一条“夕阳条款”似的补充规定：到2011年重新回到2001年的征税水平。2002年7月，美国第107届国会第二次又提出了删去保留条款、永久取消遗产税的议案，该议案经众议院通过后，参议院进行了表决，参议院表决的结果是54:44，没有达到事先达成的须66票多数通过的协议要求。美国取消联邦遗产税制之争反映了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的两种思潮，也是美国百余年来税收立法思想的两个极端――自由竞争和社会公平哪个更重要?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实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强势的经济必然伴随着强势的货币。人民币升值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同时人民币已被广泛接受为结算和支付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与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使国内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本文主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贸易的影响。
【关键词】 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货币 中国贸易
一、绪论
当今世界除以美元作为主要世界性货币外，欧元、日元等也发挥着一定的货币职能。而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强劲势头和实力的迅速增强，加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对外贸易体之一，中国经济快速，对外金融管制逐步放松，人民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一现实促使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实际上，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人民币在越南、泰国、缅甸、朝鲜、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作为支付货币和结算货币被普遍接受；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老挝、柬埔寨、新加坡、韩国等国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业务并办理人民币的其他业务。在东南亚，人民币的自由流通受到“第二美元”的礼遇。笔者认为，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实现国际化，但是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会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2009年3月20日的G20首脑会议中，中国政府主张国际货币体制的。2009年3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声明，主张把跨国的储备货币改用国际关键货币。这种表现是对美元不信任的明确解释。在2009年4月8日，中国政府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目前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和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人民币最终成为国际货币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将主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贸易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
1、货币国际化的定义
货币国际化的定义是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说明的。其中最普遍的解释是指某些国家的货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实现货币国际化的一国货币，其货币构成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国际债券发行使用的货币，在国际上通用。在国际上使用的一国货币，被称为关键货币（Key Currency），这种关键货币也常被称为国际货币。
2、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定义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定义，比如有的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并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需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人民币作为价值尺度、计价手段；第二是作为债权或者国际清算当中的结算支付货币；第三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本文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人民币现金在境外具有足量的流通度；以人民币计价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量应在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就要被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参与者普遍接受，在一个相当大的市场范围内充当一般等价物，发挥货币的各项职能。因此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就是随着中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逐步扩展，跨越国界，在境外市场履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职能，从而由主权国家货币走向区域货币，再货币的过程。
3、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并不是任何货币都可以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是具有经济上的实力，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这是因为一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是该国货币国际化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为本国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一个经济实力强大、政治稳定的国家形象保证了该国货币对内和对外价值的稳定，大大提高了该国货币持有者对该国货币安全方面的信心。一国GDP在世界中排名是衡量该国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是国际上货币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一国的经济实力与货币国际化程度具有高度相关性。
从中国来看，今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了日本，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置，这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200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7.7%，居世界第三位，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而且这种贸易在亚洲地区也已呈现出较强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要求。
另外，截至2009年9月，中国已有约2.27万亿外汇储备，能抵抗人民币自由兑换后国际资本非正常流动的冲击。因此可以说，正是中国经济的强大一步一步地赢得了世界的信赖与依托。
其次是具有经济上的开放性。一国货币流动性的强弱在于其是否具有高度开放的经济，一国高度开放的经济能够拓宽非居民获取该国货币及交易该国货币的途径。货币发行国货币流出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投资，二是对外贸易。非居民也主要通过这两个途径来获取该国货币。一国对外投资及贸易的规模及范围直接关系到该国货币被非居民接受的规模及范围。同时，非居民持有者出于收益方面的考虑，也会有交易该国货币的需要。一国货币对非居民持有者的吸引力在于该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市场是否开放。通常，一国经济开放包括贸易的开放和金融的开放。贸易开放度可用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度。金融开放度可用一国货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及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来衡量。这些年来，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呈上升趋势，进出额也是逐渐增加，虽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进出口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开放程度还是越来越大的。
实际上，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当前，美国正处于金融危机的中心，在货币上打压中国一定会力不从心。美元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为防止美元危机扩散，各国政府正在谋求更安全币种和储藏货币的多元化。人民币国际货币本位币的适时推出，适应了当前国际金融的发展潮流和需要。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与现状
1、货币互换（Currency swap）的缔结
中国政府通过跟很多国家缔结货币互换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开始缔结的是因金融危机而受难的国家，2001年初次缔结，与泰国进行了20亿美元规模的货币互换。然后根据Chiang Mai Initiative树立的“10+3”互相互换，缔结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从而进行货币互换。
2、人民币的贸易支付以及结算
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并且学者张适兆（2008）将近几年人民币在周边地区流通情况及使用范围归纳为三类：第一，在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人民币的流通使用主要是伴随旅游业的兴起而得到发展的；第二，在中越、中俄、中朝等边境地区，人民币的流通使用主要伴随着边境贸易、边民互市贸易、民间贸易和边境旅游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第三，在中国的港澳地区，由于内地和港澳地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每年相互探亲和旅游人数日益增多，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相当普遍。
虽然人民币还未实现自由兑换，但上述现象表明市场中的确出现了对人民币的较大需求。其中，较为现实和主要的需求体现在计价和结算功能上。事实上，在周边地区的经贸活动中，人民币已经开始作为区域结算货币而成为周边地区边贸结算的主要币种之一。可以说，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表明 ，人民币国际化的自然过程其实早已经开始，根据货币国际化的含义，人民币已经开始步入国际货币的行列。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经济贸易规模的扩大，人民币的境外流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四、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贸易的有利影响
1、有利于减少利率的风险
汇率风险对中国外贸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其二，在目前国内外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下，企业根本无法通过对冲型的外汇远期交易规避风险，许多外贸企业持有大量外币债权和债务，故存在较大货币敞口风险。其三，汇率的剧烈波动也使不少外贸企业因此不敢贸然接单，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额。前两个方面表现为直接影响，第三个方面是间接影响，反映出保持稳定的汇率对进出口企业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