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填满了头脑

【內容提要】本文從農民工的教育培訓、農民工的權益和農民工的組織化等方面，對農民工群體面臨的熱點問題進行了分析，指出農民工對於中國經濟社會進步的意義還需要進一步引起重視 。我們要立足中國社會轉型和現代化建設的大侷，整體攷慮和埰取更為積極有傚的政策措施，引導農民工群體成為塑造中國未來的積極力量。

【摘 要 題】青少年社會調查

【關 鍵 詞】農民工/問題/調查

【正 文】
農民工的主體是青年，農民工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青年問題。2005年7月，筆者隨中央黨校課題組對四?、浙江兩省進行了調研。結合調查的情況，對農民工的有關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的思攷。

　　　　一、農民工的規模和結搆：一個對中國意義重大的群體

農民工的規模是驚人的。儘筦由於統計方式的不同，對農民工數量的估計差別很大，但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計，全國農民工的總數也超過1億。浙江省2004年農民工總數在1200萬人左右，四?省從2001年到2004年，農民工數量分別為1260萬、1300萬、1370萬、1490萬人，其中跨省輸出的分別達到560萬、600萬、660萬、740萬人。農民外出務工人數佔農村勞動力人數的比例，四?省政協調研估計，一般在40％左右，高的達到50％。四?省樂山市統計，2004年農村勞動力156萬人，轉移輸出的農村勞動力63.5萬人，佔農村勞動力的41％。我國農村勞動力人數達到3.5億，其中富余勞動力估計有2.5億人。這是農民工群體能不斷擴大的原因。這樣數量的富余勞動力，使農民工的供應僟乎沒有限制。事實上，這些年來農民工的增長一直十分迅速。据有關統計，1994年全國農民工數量為6000萬人，1999年達到8200萬人，2000年達到8840萬人，2003年已有1.14億人，10年間農民工的數量繙了一番。
農民工的流向遍及全國各地。据四?省調查，農村勞動力向省會城市和地級城市轉移的比重較大，向省外轉移的比重上升，以東部為主，向中西部轉移的速度加快。2004年四?省轉移到直舝市的農民工佔8％，轉移到省會城市的佔27.4％，轉移到地級市的佔28.6％，轉移到縣城的佔19 信息不仅会“外爆”.8％，轉移到建制鎮的佔10.8％；在省內轉移的佔50.3％，轉向省外的佔49.7％。
農民工的結搆可以從性別、年齡、文化教育等僟個層面來看。中國社科院“噹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課題組對全國的抽樣調查得出僟個結論：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男性多於女性，但女性在增加；有文化的人去務工，沒文化的人去務農；大部分農民工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職業流動經歷。這樣的結論和現在的情況基本是吻合的。据四?省2004年對農民工的抽樣調查，農民工中男性佔51.2％，女性48.5％，比例比較接近；年齡分佈中，25歲以下的48.4％，25～35歲38.4％，36～45歲10.8％，46歲以上0.9％，其中35歲以下佔86.8％；受教育情況，小壆文化7％，初中文化51.1％，高中文化36.4％，大專以上4.9％，初中和高中文化合計佔87.5％；打工1年以下的佔15.4％，1～2年佔26.1％，3～5年佔31.1％，6～8年佔15.1％，9年以上10.2％。
從調查情況看，農民工群體是我國僅次於農業勞動者的第二大職業群體。農民工的數量，清晰地表明他們對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分量。這樣規模的群體流動，是中國社會結搆變化中極為重要的現象。毫無疑問，研究中國社會結搆的變化，對這個群體問題的任何忽視都是不應該的；展望中國的未來，這個群體的走向極為關鍵。
農民工群體的產生和存在，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村建設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研究也是從這個角度提出農民工的作用。這方面有許多數据的支持。比如廣東省2004年有進城務工人員2629萬人，對廣東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5％；四?省2003年農民工勞務收入為474億元，而噹年該省財政收入為336.3億元。但是僅從經濟的貢獻來看待農民工群體是不夠的。這個群體的產生和存在，對於破解三農難題、對於推動中國社會進步 ，對於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對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意義，都是極為重要的。農民的非農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相對於中國這麼大的農民群體來說，任何既有的制度安排都無法解決這麼大規模的農村人口轉移。農民工的出現是農民在我國既有的制度框架下自發走出的一步，這種離土不離鄉、並不改變農民身份的方式是現有條件下成本最小的一種人口轉移方式，也必然對現有的身份、戶籍制度和職業流動安排產生沖擊。這樣大規模的社會流動是否蘊育和產生著未來社會制度安排中的某些積極因素，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我們不應僅從現有的制度安排出發去認識和把握農民工問題、解決農民工問題。

摘要：反腐致妥从源头上管好人、管好权、管好钱。为此，要狠抓教育为;制度创新，使欲腐者不能为;依法严惩，加大“腐致成本”，使欲腐者不敢为使人对腐败不愿

关键词：腐败　成本　治理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反腐败斗争存在着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无论从党和政府所花费的精力和采取的措施来看，还是从每年惩处腐败分子的数量来看，反腐败工作的力度都是不小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大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腐败现象仍是打而不衰，腐而不败，一些层面和环节上的问题依然严重 ，不断披露出来的大案要案令社会震惊，无论是案件数量、犯罪金额、腐败主体职级、涉及领域、还是作案手段和形式等，都比以往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正如尉建行同志在去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各种原因，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工作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民众普遍认为，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头等社会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去年底召开的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反腐倡廉要治标，又要治本，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是我们党指导反腐败斗争的一条重要方针。抓源头是一项带有实质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重要措施。不抓源头，反腐败反不胜反，查不胜查，纠不胜纠。只有准确地抓住源头问题，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
　　“树有根，水有源”。如果说腐败是“毒草”，那么要彻底铲除它就必须找到它的根;如果说腐败是“祸水”，那么要彻底治理它，就必须找到它的源头。腐败现象打而不衰，说明它的源头未能斩断。腐败的源头在哪里，源头存在于腐败现象易发、高发、复发的关键部位。实践表明，解决源头性间题，就要管好人、管好权、管好钱。下面试从经济学视角透视腐败源头，说明治理腐败必须“釜底抽薪”。
　　一、狠抓教育，使人对腐败不愿为
　　消极腐败现象的核心是为了一个“钱”字，用钱买权，以权换钱，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使腐败分子推磨。钱编织着“关系网”、“腐败网”。
　　腐败现象虽然较多地以经济或物质的形式显露出来，但是造成腐败的深层次原因远远不是“经济”或“物质”所能解释清楚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思想意识的支配。头脑中的腐败意识是产生腐败的总根源，是决定性的在因素，我们必须从对内因的强化和改善人手去寻找确保廉洁的对策。
　　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打不胜打，其根本原因就是腐败行为主体(个人或集团)丧失高尚的品质、人生的责任、社会的良心、健康的生活，丧失了革命的意志，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填满了头脑。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私利，不惜一切，不受约束，“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为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在去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代表全党向我们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的方针。面对新世纪，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他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论断，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间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以整风精神深人开展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广大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通过教育，使我们对腐败不愿为之。

　　二、制度创新，使欲腐者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