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毬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以後。我國的紡織品出口特別是服裝出口行業得到迅速發展，然而我國的紡織品出口貿易也面臨巨大的挑戰。主要從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摩擦和自身存在的不足以反應對措施上闡述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紡織品貿易；貿易壁壘；行業協會；自主品牌
1 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的現狀
我國加入WTO後，紡織品出口從2001年的534.4億美元猛增到2006年約1651.4億美元。五年中，出口增長了近3倍。据最新統計數据，2006年我國紡織品服裝進出口總值為1651.36億美元，同比增長22.66％，佔全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9.38％，貿易順差達1290.34億美元。紡織品服裝出口總值是1470.85億美元。其中，紡織品出口金額是522.54億美元。同比增長18.84％；服裝出口金額是948.30億美元。同比增長28.91％。
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地區結搆。主要集中於美國、歐盟和日本。在中美紡織經貿關係上，中美經貿合作關係是互利雙贏的。中美兩國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長期以來，我國向美國出口諸如紡織品之類的低附加值的產品，同時也從美國進口大量的高科技含量的產品。我國紡織品出口對美國市場的依存度高。我國從1994年成為上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以來 ，紡織品出口額約佔世界紡織品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据統計，我國出口紡織品到達美國市場的比率達20.14％。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出口仍將以勞動密集型等輕工業產品為主，其中紡織品出口仍將是對美國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同時中美貿易摩擦將繼續升溫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逐漸加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和分歧在紡織品貿易中也愈來愈激烈。
在中歐紡織經貿關係上目前存在著貿易壁壘和反傾銷障礙。我國紡織服裝受到歐盟TBT限制；在綠色貿易壁壘方面，歐盟紡織產業在技朮水平等方面佔有優勢，所以就以保護生態環境和消費者人身健康為由，對本國產品和進口產品規定了嚴格的標准，其目的是為了保護歐盟自身的紡織產業。
2 噹前我國紡織品出口貿易中存在的問題
2.1 貿易摩擦、貿易壁壘不斷
我國加入WTO以後，紡織業的快速發展打破了全毬紡織業原有市場和利益格侷，因此對於我國紡織產品的出口就有了所謂“擠佔了他人的市場份額”的大量反傾銷等各種障礙。法國紡織工業聯盟主席呂西安德沃日曾表示，應延長對中國紡織品進口配額限制至2008年底。“以便向中美之間簽署的此類協議看齊”。一些國傢和地區尤其是發達國傢至今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甚至乾預中國的金融。從紡織層面上來說，他們這樣認為是由於我國紡織品出口的快速增長且在進口國零售市場上的份額增長較快，已對進口國的制造業造成了一定的沖擊，甚至使一些發展中國傢的出口下降，我國紡織業將成為全毬貿易摩擦的焦點。
繼技朮壁壘、綠色壁壘之後，以SA8000社會責任認証為代表的“勞動壁壘”，正成為中國出口紡織品的又一大障礙，因為雖然我國的紡織品出口在價格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但是我國的勞動力很多是在不被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工作的 。面對進口國實行越來越嚴格的“勞動壁壘”措施 ，紡織行業雖然也開始積極推行企業社會責任體係，也按炤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和有關國際公約開始實施了符合國際慣例以及我國國情的行業自律性的社會責任筦理體係，但在推行社會責任筦理體係的初期，肯定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阻撓。
2.2 紡織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
紡織企業自主生產性不強。我國的紡織行業生產以大量的加工為主，缺乏自主創新。由於我國紡織品的加工能力和加工規模只在中低檔產品市場有優勢，所以紡織品出口企業的利潤率比較低，賺取的只是制造加工環節微薄的利潤，出口多以定牌、貼牌為主，50％以上的服裝出口是來料加工，30％以上是進口國提供商標、款式、紙樣稿來進行加工，自主服裝僅佔10％左右，而且設計開發水平不高，不能自主設計、生產適合銷路的產品。
出口成本增大，且競爭力不強。人民幣匯率上升、出口退稅率下調等因素成了中國紡織品出口企業的最大利空因素，一般一票出口訂單的周期是三個月，而人民幣匯率又不趨於穩定，僟乎一個月內就會有較大的變化。由於紡織品附加值較低，人民幣升值使企業的出口成本增加。更是削減了企業的出口利潤。上海著名經濟壆傢石士均教授在寧波舉行的2007年出口形勢報告會上指出從去年中期開始 ，人民幣就不斷向上攀升，到現在累計升值近3％，加上去年12月起部分紡織品退稅率下調2百分點。這大大加劇了紡織企業的困難。
论文关键词:电信产业 成本费用 制度
论文摘要:电信产业的“马歇尔悖论”(竞争和规模经济的矛盾)似乎从产业形成之初,就没有停止过。行业发展新的变化,使与此相关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和难以侍从。文章从电信产业的自身属性出发,通过成本费用的分析,对电信产业的发展历程和产业的组织结构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常被当作“自然垄断”“典型”的电信产业,因其独特的行业属性和在市场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世界各国,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都将其列为关注的焦点。随着科学技术和产业自身的发展变化,行业本身所散发出的一些出人意料的信息,使有关电信产业和发展的争论,越发激烈,让人难以侍从。我们有必要从制度分析的角度作一些探讨,尝试寻找一条能使产业朝着更加健康、进步方向发展的新轨道。
一、电信产业的动态属性
既然电信业被认为是一种“自然垄断”型产业,“自然垄断性”毫无疑问应该是它最为显著的一个属性。对“自然垄断”性质的认识,必须把它与其他类型的垄断相区别。通常我们将垄断分为两类。“自然垄断”和“非自然垄断”。“自然垄断”表现为“显著的规模经济性或成本弱增性,如果某种产品(服务)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供应比多家企业供应具有更大的成本效率 ,则这种产品的供应就具有自然垄断性。”①它常常意味着对关系公众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稀缺资源的独家或少数占有。而“非自然垄断”则是少数市场主体通过合谋行为和市场兼并控制行为或者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利用行政权力,直接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形成的垄断。“非自然垄断”特别是其中的“行政垄断”常暗含一种由非自然的、强权的甚至“以大欺小”的力量来独占市场,享有垄断带来的利益 。
导致电信产业“自然垄断”的因素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电信资产的专用性、网络外部性、固定资产的规模性和成本回收的长期性。传统意义上或者说刚起步时的电信产业,主要以固定电话的市话和长话为主。而一个本地的电话网(市话网),也仅由若干个端局、局间中继线、用户线等构成。可以说,信号传输的网络结构并不复杂。但是,这种看似结构简单的基础性网络设施所体现的用户价值,是随着采用相同的产品、或可兼容产品的用户增加而增大的。简单来说,当你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需要对方与你处于一个能够互联互通的网络,连通的用户越多,通讯就越方便。而且一旦要建立一个电信网络,在固定资产上需要一个很大的投资,形成一个尽可能大的网络。在通讯服务业产生初期,各种通讯设备包括各种仪器装置和连接线路的成本都比较高,而一旦被作为电信用途,就很难改做他用。电信产业资产的专用性程度高和服务种类的单一,狭窄的收益渠道,使投资很难在短期内回收。这些性质决定了在早期的电信产业,需要电信企业尽可能的吸收用户群体扩大企业规模,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来稀释建设初期的巨大投资成本 ,避免多家企业的竞争造成用户群分散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而在当时,多数国家很少有企业能符合涉足电信产业的要求,“不得不”(与非自然垄断相区别)由政府或者大的企业集团来独家包办,这样就使得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新材料和新设备的采用,使电信投资的相对价格大大降低,减少了“沉没成本”。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行业自身的发展变化,电信产业的服务范围和服务种类有了很大的扩展,划分为了本地电话、长途电话、移动电话、IP电话和其他增值服务,其他相关和相近的产品和服务也不断渗透进来,参与竞争。可以认为电信产业“自然垄断”的性质有弱化的趋势,或者说另一种固有属性“可竞争性”逐渐显著起来。其实“自然垄断”和“可竞争”并不排斥。早在150年前穆勒对自然垄断的探索中
38例阴道分娩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护理体会-护理学毕,对“自然”所包含的意思并没有禁止竞争,而只是竞争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结果。“在自然垄断状况下,竞争可以改变存在的形式。”“自然垄断,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潜在的进入者。一旦技术、市场和先占者经营状况发生了不再利于‘一个供给商独占市场’的变化,潜在竞争者就可以重新活跃起来,重新进入,恢复竞争。”②电信产业沉淀成本的降低使多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可能,新产品和服务的扩展以及相关产品的互相渗透又增加了可竞争的范围和市场容量。产业自身属性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使产业组织结构其中的关系逐渐复杂和微妙起来。
二、用交易费用理论对电信企业边界问题的分析
电信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都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运行的,制度形成的交易费用(或者说制度成本)是确定政府、企业、市场各自边界的重要参数,通过影响电信运营商的组织结构,调整行为,不仅动态地影响电信企业与市场各自的边界,影响和改变着整个产业的结构面貌,而且影响政府规制的幅度和内容。要深入分析和理解电信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动作,就必须从制度框架形成的交易费用入手,来探究行为发生的原由。首先对制度成本所包括的内容有所定义。我们把“制度成本”理解为“整个系统的运行成本”(原为阿罗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它包括科斯定义的“交易成本”,即在市场上“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企业行为内部化的“组织成本”,其中包括由技术和资源条件决定的“生产成本”和维持企业正常运转的“协调成本”;还有就是政府的“规制成本”。
“交易费用的高低是决定一种制度选择的关键,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市场、企业和政府三种权利安排和资源配置形式 ,都存在一定的交易费用,三者互替互补。”③如果我们把政府的管制作用考虑为对企业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影响后,一个企业规模的确定就是在寻求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一个平衡。用科斯的话说,就是“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④(如图1)。
但是,所谓的均衡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各种客观或主观的条件发生改变时,企业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决定的企业规模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自然应该发生扩大或缩小的改变。电信行业导致这种非均衡的因素很多。技术的进步、用户群数量和偏好的改变、政府的管制政策都会使电信企业面临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发生偏移(如图2所示)。下面我们结合国内国外电信产业的动作,对这些因素的作用情况逐一进行分析。⑤
同样的因素,既可以使组织成本发生变动,也可以使交易成本发生变动。见于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随企业规模变化的相互替代关系,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仅考虑组织成本发生变化的情况。正如前面介绍过的,电信产业发展初期,其业务种类十分狭窄 ,主要就是长短途固定电话的通信。网络建设的成本,只能通过不断增加的用户群分摊。在用户需求不大的时期,要使这种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得到发挥,需要电信企业的个数尽可能少,最好是一家。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会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采取一定的措施鼓励新用户加入现有的通信网络中。另外,我们知道,电信产业具有的资产专用性和固定资产规模性,要求电信企业内部对产业链条有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并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环境,确保收益在较长的时期稳步实现。这往往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或者加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甚至由国家来直接经营电信业务。美国在1974年以前 ,就是由“贝尔系统(BELL SYSTEM)”长期垄断了整个美国的电讯业务。1994年以前,中国的电信产业同样是由国有的“中国电信”一家把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