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中国的书籍知多少

　　伦敦一家书店里在售的《主义的起落沉浮》红色封面纪双城摄

　　英国：学术界给予最多关注

　　汤普森从未听说过7月1日是中国的生日，但这名在伦敦连锁书店“水石”工作多年的图书销售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最近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的确卖得挺好。虽然他负责整理上架的中国历史书籍，和其他国家政党的历史类书籍都被摆在二楼不太显眼的地方，但最近几个月，他从自己不断搬上搬下的过程中发现，封面上印有“中国”、“政党”之类字眼的书籍是他搬运最多的新书中最主要的一部分。

　　“最近最畅销的就是这本了”，汤普森指着被放在书架“强力推荐”一栏的《论中国》说。这是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今年出版的新书。《论中国》的售价为30

　　，价格和同类书籍相比要贵许多，但汤普森告诉记者，这本书日销售最多时可超过40本。《环球时报》记者从书中读到基辛格对他所交往的中国人的珍贵回忆。比如当他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1971年7月9日抵达后，基辛格称自己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握手“意义非常”。

　　除了基辛格这样的资深外交家外，在中国工作的人也纷纷著书，向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前驻记者站马利德在2010年出版的《党：主义治理的神秘中国》至今仍然受到英国读者的欢迎。这名常驻中国的记者详细讲述了他对中国的观感。马利德说：“中国的体制对中国的适应度超过许多人的想象，这是促成中国经济大繁荣的重要原因。”

　　当然，对于中国关注最多的还是英国的学术界。英国学者威尔·赫顿2007年出版的《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至今仍被摆放在“水石”书店的“关于中国类”推荐书籍之列。曾在英国公司和《卫报》担任经济事务记者的赫顿将自己对中国的关注，聚焦在领导的时代。“10年之内，中国的国力跃居世界第二位。超过1.5亿中国人离开家乡，到了飞速发展的城市地区。4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赫顿对1978年开始的极其复杂、逐步推进但取得成功的市场经济表示钦佩：“正如所说的，中国是摸着石头过的河。”

　　《主义的起落沉浮》是大学学荣誉退休教授阿奇·布朗2009年推出的著作，也是近年来英国长期销售的另一部有关和主义的书籍。主义为何能够生根发展，为何它在低潮期也能广泛，是什么让它维持如此之久？这是布朗在书中试图解答的三大问题。虽然布朗对亚洲的主义运动的论述非常谨慎，尤其是对老挝、朝鲜、越南的质疑声不断；但对、和等中国人的评价却是赞不绝口，并直言“是这一批优秀的人在中国汇聚了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思想的优秀特色，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政党”。

　　已经停刊的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任编辑马丁·雅克在2009年出版的《当中国世界》的书中也说：“是一股温和的力量，它领导中国繁荣富强，从而避免苏联那样的”。

　　此外，剑桥大学的学者乔治·沃登2008年出版的《中国：世界之狼》、美国乔治敦大学亚洲研究学者罗伯特·萨特2008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关系：冷战后的力量和政策》等书也都大幅评价1949年之后，中国领导的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表现，但其中不乏对中国力量过快上升的“忧虑”。（驻英国特约记者纪双城）

　　法国：掀起3次出版

　　法国是左翼思想活跃的大国，和有关的书籍出版甚多，曾经掀起过3次出版。

　　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国建国之初。法国一些左翼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和有关的小，主要是如《红星中国》、《中国的双星》等由外国人撰写、介绍的随笔和人物传记，也有《论持久战》等早已发行单行本的著作法文版。

　　第二次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法国左翼踊跃，反战和无主义情绪高涨。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许多法国激进左翼将引为同类，大量翻版的各类法文版资料，如法文版《选集》，就是此时在法国上市热销的，此外还有各类“语录”、“红宝书”等，风靡一时。

　　第三次则是1976年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欧洲左翼热潮的退潮，以及人们对中国“”的越来越了解，质疑、的声音成了主流，且左翼比右翼更甚，但此时左翼出版物的热潮已退去，这些散见于的专栏。《世界报》和《新观察家报》上世纪十年代都出版过这一时期有关中国、专栏和评论的70年代合订本。80年代中叶，中国的也引起部分法国左翼人士的兴趣，这一时期出版的书大多为引进版。

　　进入21世纪，法国左翼衰弱，而中国的崛起让它为更多法国人所了解。这一阶段有关中国的书籍虽多，但范畴却变得十分广泛，从古老的孔子、孙子到新潮时尚应有尽有，关于中国未来预言的作品也不少，可研究中史的作品反倒如凤毛麟角。这和如今书籍的商业化也不无关系。

　　研究中史最出名、最重要的法国学者，是雅克·吉约马尔（1911-1998)。他是历史学者，以善于剖析细节、强调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著称，他的许多著作成书于左翼思想十分“时髦”的六七十年代，部分成书于被口诛笔伐的十年代，但他的著作很少受时尚之左右。他强调的复杂性、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认为应更多从中国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和民生等角度，去探究的原因，和后的曲折道，应先把看作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而非一个“主义政党”，并对如何成为“大救星”、“舵手”做了较多剖析。他的著作主要有《的执政之，1921-1949》、《执政的30年，1949-1979》等。

　　左翼学者穆里·吉尔贝尔在六七十年代曾出版过不少有关的著作，如《从“”到十大》等等。但这位左翼学者对中史的了解并不深刻，许多素材来自当年俯拾皆是的外宣小。如今，他的书已时过境迁，少人问津。

　　近年来法国有关的专著较少，值得关注的并不多。另外，近两年还出版了一些集体编纂的中史资料，如《建国前历程》和《领导人小传》等，但被认为仅仅是“剪刀+糨糊”的图书，评价不高。（特约记者陶短房）

　　日本：经典书籍多次再版

　　或许是一种历史的缘故，或许是一种认知的需求，如今，在日本城市的许多书店里面还可以看到为数可观的介绍、研究中国以及中国的书籍。

　　说到历史的缘故，是因为“十月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但这个“送”的过程是经过日本的。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一名退休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年，陈望道翻译《宣言》是以日译本为基础的。正因为这样，日本对中国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有关书籍也就源源不断地出版。

　　中国站长素材说到认知的需求，东京著名的内山书店里面一名会中文的年轻店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有关中国和中国的书籍，一直是书店里的“重头书”，也是书籍里的畅销书。他说，这些书籍，一方面是来源广泛，不仅有中国出版的，还有中国、澳门、等地出版的，也有日本出版的；另一方面作者群大，有各种各样的作者，当然包括支持和反对的。

　　说到这里，这名店员特意说，对一些反对中国的书籍，他也会翻看。但是，他们在那类书中都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这样一个他们认为要反对的政党，却把中国的P发展到位居世界第二的。其实，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没有缺过“骂”，现在关键是怎样正确、研究、认识中国。

　　他还介绍说，现在日本出版的许多研究中国的书籍都是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出版的。有些比较经典的研究书籍，到现在也是不断再版。比如“现代中国研究的日本第一人”竹内实写的《和中国》，第一版是1972年出版的。国际问题专家宇野重昭的《中国史序说》也是多次再版。日本会前不破哲三撰写的《日本与中国的新关系》一书也一直很受欢迎，这可能是日本读者总想把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的缘故吧。（驻日本特约记者蒋丰）

　　（环球时报纪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