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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7 09:31:46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8是一个最吉祥的数字。不过，在经济界，它却好象是一个魔咒。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逢8必有一次大萧条。1988、1998、2008，莫不如是。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三次萧条的逻辑和结果竟然是如此一致：高速的经济成长，诱发通货膨胀，政府采取霹雳的行政调控手段，导致经济迅速转冷。
1988年的“物价闯关”至今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痛点”，在之前的三年，随着轻工产业的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空前激烈，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为了推动价格的市场化配置，中央决定实施物价改革，因为准备不足，直接导致了空前的通货膨胀，《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物价闯关”仅半年就被紧急叫停，到1989年初，很多建设项目下马，约有500万农民建筑工返乡，而此时在乡村，整顿也使得大量乡镇企业倒闭萧条，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到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国营企业则因产销萎缩而受到三角债的困扰。这一轮紧缩要到1991年才得到缓解。
1998年的宏观紧缩与今年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特别在家电、食品等领域中，本土企业取得了重大成功，国内市场空前繁荣，而到1997年，美国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突然狙击亚洲货币，引发亚洲金融风暴――也是在那次危机中，《金融时报》宣告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为了捍卫人民币不贬值，朱镕基政府承担了空前的风险和压力，实施了严厉的金融管制和紧缩政策。与此同时，受金融风暴影响，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6月份，长江流域又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150人。内外交困，国内经济顿时由过热转入过冷，全国居民储蓄创下历史记录，被视为“笼中之虎”。
2008年的景象竟如出一辙：在过去的三年里，内外俱旺高速成长，为了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央政府猛然刹车，实施信贷紧缩政策，一堆篝火被兜头浇灭，而受到牺牲的仍然是面大量广的民营资本企业，仅上半年就有6•7万家企业倒闭，不料，国际市场突变，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了欧美市场的萧条和消费信心崩塌，中国经济在短短数月间，由过热直接坠入冰渊，在过去数年中，拉引经济成长的三大引擎――房地产消费、外向型的“中国制造”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有两个彻底熄火，于是，萧条骤然降临。
既然导致萧条的逻辑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走出萧条的办法有多少。
1988年的那次萧条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在1990年前后曾经非常的艰难，朱镕基于1991年赴京主管经济后，实施了很多重大的政策调整手段，其中包括严厉的金融秩序整顿、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大规模上市、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调整等等，与此同时，进行众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开发区建设，邓小平更是在1992年以“南巡讲话”的方式呼唤人民进行改革和扩大消费的信心。在那一轮调整中，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大，而最终经济的复苏得益于国内家庭消费――特别是家用电器市场的全面激活。
1998年的拯救战略则是内外并举，在外贸方面，积极鼓励出口，利用亚洲周边国家、特别是“四小龙”受金融风暴重挫的机遇，形成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在内需方面，中央政府被迫开放房地产市场，以此激活消费市场，经过两年调整，中国经济得以复苏。在这一轮调整中，中央集权继续得到了强化，通过“国退民进”的战略，政府把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抛给了市场，而在金融、能源和资源性领域坚决地形成了垄断的优势。
很显然，当今的中国经济仍然行走在这样的调控逻辑之中。从目前的景象看，基本可以得出下述三个结论：
一，要复苏经济，仍然要启动现有的三大引擎。外贸的复苏受国际环境影响很大，所以，制造业面向国内市场的创新变得非常重要。其次，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最直接的启动方式，近期对铁路的2万亿元投资计划，以及广东、浙江等省份相继推出的万亿重振方案，都是这一思路的呈现。再次，唤醒民众消费，似乎除了激活地产，别无他策。
二，管控将进一步加强，在全球经济紧缩，国家资本主义纷纷抬头的时刻，中国的宏观管制势必加强，也就是说，最好的市场化改造时间已经错过了，我们不可能指望在未来的一个经济周期里实现新的改革突破。
三，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变得非常敏感。在当前的财税制度下，地方政府承担了60％的支出，却只分到30％左右的收入，如果地产在短期内无法复苏，地方财政将面临空前困难，本月，已有专家建议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发行债券。中央与地方在税收上的明暗角力将非常引人关注。
十年一轮的萧条，让我们更真切地观察到了中国经济变革的某种宿命与规律。我们仍然在一条充满未知感的“历史的三峡”中艰难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