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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5 16:53:03
受助方：结对子资助让人倍感压力
爱心企业家：只想给她们一次挫折教育
█核心提示
去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组织“金秋助学”活动，该市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成帮扶对子，承诺4年内对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
一年后，其中三分之二的贫困生未给资助者写信。今年暑假，该市总工会再次组织捐赠时，3名女企业家表示“不愿再资助无情贫困生”，停止了继续资助。
几天来，在舆论漩涡中的双方当事人一直保持沉默。
8-23日，涉事的几位企业家和学生，首次接受采访，回应外界的众说纷纭，袒露内心世界。
中午，襄樊重型机械厂宿舍，放暑假在家的王可(化名)，在自家简陋的阳台上，支起一张小桌子，给同院的两名小学生辅导暑假作业。
此前一天，这名18岁的女大学生因媒体报道被卷入舆论的漩涡。
2006年夏天，家庭贫困的王可考上大学后，襄樊当地一位企业家资助了她1000元，并承诺连续资助4年。但如今，对方认为她“冷漠而没有感恩的心”，取消了对她的继续资助。
“今年上半年，因为自己的原因，我的确疏于与她联系，她的做法我也表示理解。”王可说。
“与企业家联系少，并不是我不懂得感恩，而是不习惯这样的方式。在我看来，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能回报社会才是最大的感恩。”面对连日来的舆论压力，王可首次向外界袒露心声。
此次因同样原因被取消资助的，还有另两名贫困学生。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说，自2005年开展企业家与贫困学生结对资助活动以来，共有5名贫困学生因同样原因被取消资助资格。
“结对资助”引发的事端
在今年8月中旬的金秋助学会上，一位女企业家生气地说：“我今天来了，但没有带钱，不是不愿资助，只是希望我所资助的学生能抽时间到公司去介绍一下学习情况！”
在周华玲看来，襄樊市总工会资助贫困大学生9年来，“一直都很顺利”。谁也没有料到，“结对资助”会成为诱发此次终止资助事件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贫困学生能得到更好的帮助，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后果。现在弄得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了。”一直致力于贫困学生帮扶的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周萍也很沮丧。
企业家首次反映这样的情况，是在2004年首次结对资助之后。一年后，又有企业家反映，资助学生一年了，学生没写一封信汇报自己在学校的情况，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2006年8月17日晚，襄樊市总工会再次举办“金秋助学会”。在这台以“感恩”为主题的联谊会上，总工会负责人专门提到学生要懂得感恩，并给每名学生和家长发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学生上学后能给企业家多写信、打电话。末了，组织者还用心良苦地安排了一个互动节目——让受资助学生到舞台上与演员一起学跳舞蹈《感恩的心》。
一位参加了这场联谊会的当地记者回忆，联谊会很感人，很多人甚至当场决定捐款。
然而，在今年的助学会之前，更多企业家反映，仍有学生一整年都没与她们联系。事情在今年8月中旬的金秋助学会上发展到了极端。
当天，一位女企业家在会场上生气地说：“我今天来了，但没有带钱，不是不愿资助，只是希望我所资助的学生能抽时间到公司去介绍一下学习情况！”
但此后，那名学生没有照这位企业家说的去办，这位企业家就转而资助了另一位新生。
周华玲说，此前的助学活动，大多是企业家捐助后，统一由总工会交到贫困学生手中，资助双方互不认识，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过。
周华玲从档案柜中取出几封收藏的信件说，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了9年，资助学生数百人，但给总工会写信表示感谢的也只有寥寥几人，“甚至在助学活动上的一些发言稿，也是我们替学生代劳的”。
然而，本报记者在采访此次事件所涉及的几名学生家长时，他们都表示，这样结对的资助方式让人很难接受，“会让我们背上沉重的精神压力”。
涉事学生首次回应：
“并不是我冷漠，只是不习惯这样的方式”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所以，很少与企业家联系。”王可说，更重要的是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我更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面对舆论压力，涉事学生一直保持沉默。22日，本报记者即奔赴襄樊。但直到23日上午，记者才辗转在襄樊重型机械厂宿舍找到其中一名涉事学生。在承诺化名后，王可才答应接受记者采访。
“没有给企业家写信，并不表示我冷漠，只是我不习惯这样的方式。我时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同时，这也让我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压力。”说话时，王可始终将头深埋，用手拨弄着自己的裙角，“我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工会也没有通知我”。
王可说，给小学生补习功课，一个暑假可以赚几百块钱，“够我几个月的生活费，我更愿意靠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王可2006年考上大学，因父母双双下岗家庭困难，襄樊市总工会将她确定为资助对象，当年获得1000元资助。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她在中秋节和春节期间，都给资助她的企业家发了短信表示感谢。今年春节期间，她还参加总工会组织的交流，向企业家汇报了入学半年的学习情况。
王可坦言，大一下学期因为自己的原因，的确疏于与那名企业家联系。期间，她给总工会写过一封一页纸的信。但本报记者在总工会没有查到那封信。
王可说，她一直存有感恩之心，但并不认同写信或打电话向企业家汇报情况的做法，“我不知道该写什么。报喜？怕对方认为自己骄傲；报忧？又怕对方担心我向她伸手要钱。我很矛盾，所以，很少与企业家联系。”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回报社会。
“我们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人。”王可的母亲李红云(化名)，目前在幼儿园做保育员。李说，她的职业不是没有爱心的人所能做的。女儿不善于表达感激之情，他们一家也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在女儿被资助的一年里，她经常查看日历，逢节日就敦促女儿给对方打电话或发短信问候。今年母亲节，她还让女儿给对方发短信问候。
“但是，我考虑了一下，她也不是我的母亲，这样的问候似乎不合时宜。”王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