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逍遥者是佛教中的圣人

史载乐广承何晏之绪，卫玠有王弼之音。卫玠少年时，曾问乐广梦是什么，乐广回答是想，卫玠闹不明白，整天琢磨以致成病，后经乐广点破，病才好了（。见《世说新语 文学》）这种“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著精神，正是崇理的“正始之音”影响的结果。永嘉前后，人们在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更多地从清谈的姿态和措辞的华美上增加注意力，并把它作为审美的对象而加以欣赏。“谈中之理”开始过渡成为“理中之谈”。《世说新语 文学》载，在会稽西寺的一次清谈中，许询把王修打得大败，支遁却对许询说“：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正是批评许询因恪守“谈中之理”而自鸣得意，没有赶上“理中之谈”的新潮流。 转的资料中显示，东晋后期的清谈，则于理不顾，为谈而谈，即所谓“谈中之谈”。玄学逐渐失去其思想的深度和精神上的慰藉力量，随着佛学的渗透，终于走上空幻的道路。此时清谈多为嘲戏之谈，除少数内容稍有幽默感之外，多数内容既无理性之锋，又无语言之美，全然为浅薄无聊之属。如《世排调》载，殷浩因眇一目，清说新语谈中便被人讥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从现有史料看，清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如在礼、乐、刑、政方面，便发生过多次论战。其中有：围绕是否应当施行肉刑以遏制犯罪，正始名士夏侯玄与李胜展开了辩论；围绕叔嫂之间的丧服问题，夏侯玄、何晏与蒋济发生了辩论；在礼乐的社会功能上，阮籍与夏侯玄发生了交锋。这些辩论基本上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嵇康的著名论文《声无哀乐系展开。论》便是通过音乐问题，否认儒家关于音乐本身有教化作用的主张。人才学也是清谈的热门话题，关于圣人人格，何晏认为圣人没有喜怒哀乐等情感，王弼则认为圣人有各种情感，但是不，表现为无情。关于人的本性与才能的关系问题，傅嘏认为才性同，李丰认为才性异，钟会认为才性合，王广认为才性离，后来钟会将辩论内容整理成书，也就是著名的《才性四本论》。西晋郭象的“内圣外王”学说，也是讨论圣人人格问题；王僧虔的《戒子书》说明南朝时，才性四本论仍然是谈客的重要论题。先秦诸子学说中的难点更为清谈家所看重。他们把《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为“三玄”，并通过重新解释“三玄”而建立起玄学思想体系。王弼《周易注》、《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堪称玄学的奠基之作。从正始时期开始，《周易》就成了清谈的热点，王弼与荀融曾就《周易》大衍义展开过论战。术数派易学家管辂与玄学家裴徽谈“易”通宵达旦。东晋时，桓温经常召集名流谈“易”，每天讨论一卦的义理。简文帝司马昱听了不以为然：“卦义的难易程度不同，为什么每天局限于一卦呢？”（《世说新语文学》）王弼注释《老子》，提出了“贵无”学说，认为圣人体“无”。到西晋玄学家王衍那里，便流为虚无主义哲学，引起不良后果。另一位务实派玄学家裴頠作《崇有论》，迎战虚无派。《世说新语文学》载，裴頠的理论击败了另一位“贵无”论玄学家乐广，其他人也无力和裴頠对阵，只有王衍本人才能取胜。《庄子逍遥游》是清谈的难点之一，庄 都没子的原意是说大鹏和斥有真正地达到逍遥，郭象注《庄子》却认为各安其分便是逍遥，支道林在一次清谈中又突破了郭象的旧说，认为逍遥就是不受条件的限制而能自我满足，大鹏和斥鷃都有待于翅膀才能飞，这还不是真正的逍遥，真正的逍遥者是佛教中的圣人。